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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超经济强制到关系性合意 一、 问题 的提出 近年来关于 中国 社会 阶层变迁和社会资本 发展 及社会关系 网络 的 研究 ，已越来越引起社会学者的关注（金耀基, 1993；李培林, 1995；张其仔, 1997）。 分析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革，必须重视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特别是在对大陆新兴私营 企业 研究中，社会资本对 经济 增长和社会变迁的 影响 ，不仅表现为经济利益关系的建立和使用，而且还体现为一种资源配置和 政治 利益的追求方式。 本文对于中国大陆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过程的分析，是对笔者先前的一篇研究报告的检讨[1]。为便于下面的讨论，先简要回顾此文的观点。笔者在该文中提出，随着私营企业主市场主体意识的增强，他们在经济实力扩大后正努力寻求保护其各项利益的政治后盾，积极寻求反映其政治愿望和利益要求的民主渠道及参与公众事务的社会舞台。由于转型期的政府行为和市场机制均存在着明显缺陷，私营企业主为了获取和维护自身各项利益，必然要营造和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网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卓有成效。此项研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以企业主的经济实力为横坐标，以其政治需求和表达为纵坐标，则可发现，私营企业主政治愿望的表达和参政议政的热情并不是随着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加而增长；相反，当他们的经济实力达到一定程度后，在政治上也获某些安排的情况下，其政治要求和表现则趋于平缓，甚至有下降的趋势[2]。笔者曾将这一现象称为“倒U型曲线”特征，在解释这一现象时遇到了困惑，同时也意识到这是个极具研究意义的问题。为此曾通过一些有针对性的访谈提出了三点解释：第一，在现有的政治渠道范围内，具有一定影响和声望、经济实力较强的私营业主既已获得一些政治安排，其进入政治渠道的目的已经达到，这种名誉性的政治安排的重要性也就下降了，进而其表达政治愿望要求的热情和迫切性也会有所下降。第二，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目的之一是获得政治保护伞，但这种政治保护的投资成本似有不断加大之势，许多具有较强实力的业主宁肯把资产向海外转移，以求得更平稳长远的发展，而较少在政治方面作更多的表现。第三，私营业主的知名度和资产实力越强，其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成员可能也越具身份和地位、越有影响力，这些官员要与之有某些特殊关系的业主对言行保持审慎态度。 然而，以上的经验性解释中未能说明这种现象的基本前提，例如，参与渠道和政治安排本身的性质和形态是什么，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愿望和诉求是否真实可靠，所谓的“倒U型特征”的发生背景和演变趋势究竟为何，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相关领域的经验研究显示，人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着相当明确的关联，一个人在社会分层等级中折合为SES的地位越高，他的政治参与度也越高[3]。Sidney Verba和Norman H. Nie（1972）研究过美国的富人和穷人谁更积极地参与政治，其结果证实了这一点，他们还根据人的经济地位高低与政治参与度提出了相关的模型。[4] 我们在以往的经验研究中还发现，中国虽然有许多企业家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成功地经营，在体制转型和社会利益分化的过程中成为最先获益者，并且也被党和政府吸纳到某些政治性活动当中，但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有着极强的压抑感和不平衡，对自己的经济、社会、政治处境和地位并不满意。尽管他们可能有各种共同的经济或政治诉求，但他们彼此之间往往只在个体上相互认同，而没有集体性认知，更谈不上组织化，所以他们所表达和追求的通常都是与个人利益相关的要求，很难通过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去代表和反映其群体的意愿和利益。此外，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政协、工商联、私营企业协会的成员，但他们认为加入这些组织只是一种对自己的安排或是个人的无奈，因此对这些组织的认同度并不高，甚至时常议论和抨击这些政治渠道和社会组织。从这些观察中，研究者可以提出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既然私营企业主在经济上是富有的，为什么他们的政治参与会如此地松散和无力？ 上面提到的问题既涉及到政治参与的一般 理论 ，也涉及到社会结构转型和政治形态的发展，同时更与私营企业主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利益有密切关系。本文所关心的是，为什么会出现政治参与中的“倒U型”现象，私营企业主的政治生活原型是怎样的，他们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的这些特征是一种结构性作用的结果，还是在权力和利益要求下被刻意安排的？这一研究的目的是找到一些真实合理的解释，同时发现并提出切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分析框架。 二、 理论背景及假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一系列变化，国内外的学者提出了不少相关的社会转型理论（Victor Nee, 1991、1996; Andrew Walder 1995; Ivan Szelenyi 1996）。国内有的学者提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原来是“总体性社会”，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