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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本主义的萌芽（中） 年，一出一进，毋得滥规；”“三年期满，出一进一”。类似这样的规定，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手 工业 行会的行规中，是广泛存在的。[9] 就是在苏州的金箔业中，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夕的1837年还能看到造箔工匠“倡众停工”、“倡议停收教徒三年”的记载。[10] 所有这些，只能是反映行会生产关系的牢固。它不能说明“手工业作坊在生产关系方面发生了变化，”更不能拿来证明“ 资本主义 因素的进一步发展。”如果这一点能够成立，那么，出现1872年苏州金箔业这一引人注目的事件， 也只能是意味着原有手工业行会生产关系的牢固和延续的强烈要求。论文联盟www.LWLM.com编辑。 不言而喻，那些没有出现这出悲剧的行业，并非就不存在行会的牢固统治。苏州的手工业行会多至七十余个，许多手工业行会在70以至80年代，还对产品规定划一价格并实行统一工价，以限制竞争和自由雇佣。苏州小木公所和梳妆公所在90年代的行规中，仍然规定控制学徒人数和限制入行的各种措施。[11] 行会的硬壳，延缓了苏州手工业中资本主义的成长，这是不移的事实。 这种延续是不是仅限于苏州一地呢？看来也不是这样。就在苏州案件发生以后十年，人们从报纸上还看到在杭州的锡箔业中，有这样的记事：“杭州锡箔作坊于收徒一事，规则极严，费用亦钜。非逢乡试之年，不能擅收。起师满师，皆须遍请同业。一经学满，须为师家白做三年，方可外就。”[12] 而在福州，甚至在此以后十五年，还出现“超过行会规定多收学徒的店东”，“被残酷地打死的故事。”[13] 可见，这种延续，并不限于苏州，带有普遍的性质。 把这件事放进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特定 环境 中，它说明什么问题呢？ 19世纪的70年代，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开始出现的时期。当苏州金箔业的一个试图突破行会限制的老板，因多招了一名学徒而被一百多名同行工匠活活咬死之时，正是中国第一个大型的资本主义现代企业正式产生之日。[14] 一边是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一边是封建行会势力的统治，这是一个多么不协调的局面！然而，中国的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确确实实是在这样一个不协调的环境中诞生的，这是19世纪7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的现实。 当然，不能把行会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绝对对立起来。行会是封建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之一，这是经典作家一再指出过的。[15] 但是，随着 历史 的发展，行会制度又发生了多种变化，这也是经典作家根据欧洲的历史所作的论断。[16] 在封建 经济 发展的条件下，行会本身不但经常变化着，而且在它自身的运动中，产生了自己的对立物，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一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某些古老手工业中，同样可以看到。在苏州古老的手工业中，也同样存在。例如，同是在手工业行会势力支配下的苏州丝织业和踹布业，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资本主义萌芽。它们或者有了类似资本主义家庭手工业的散处织工，或者有了类似工场手工业的生产组织。它们和箔金业中的情况相比，似乎还看不到行会的那种严格的限制。那么，苏州的资本主义现代企业，是不是首先从这里出现的呢？事实恰恰又不是这样。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一个鲜明的对照。 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之出现于苏州， 是在苏州辟为通商口岸的1896年以后。在这一年七月，上海的一家报纸出现了以“苏州在进步”为标题的一则不寻常的报导。报导中说：“这个新开口岸的前景是：一个 建筑 宽敞的新丝厂，最近已经完工，同时一个大型纱厂也已经接近完工。”“ 在未来的电灯公司的厂基上，已经立起了界碑”，“在新租界东边的密渡桥头，另一家丝厂差不多也已完工，而使用外国机器的碾米厂、砖瓦厂等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在开始进行。”[17] 七月以后， 这方面的报导，更是纷至沓来。铁路、[18] 轮运[19] 和新式 银行 ，[20] 都在开始酝酿筹划。这些蓝图，虽然还都停留在纸上， 但是把它们都放在“苏州在进步”的标题底下，看来仍然是合适的。 原来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踹布和丝织两项手工业，现在是一付什么样的情景呢？ 请先看踹布业。 在下距鸦片战争一个多世纪的1730年，那时苏州踹布业的生产组织是：“踹坊包头置备菱角样式巨石、木滚、家伙、房屋，招集踹匠居住，垫发柴米银钱，向客店领布发碾，每匹工价银一分一厘三毫，皆系各匠所得。按名逐月给包头银三钱六分，以偿房租家伙之费。”[21] 从这里可以看出：踹坊内部的雇佣关系，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但同时又具有很不完全的形式。在这里，包头是踹匠的雇佣者，但却不是主要生产资料——布匹的所有者。他雇佣踹匠，但却不支付工资。他也垫支资本，但又通过踹匠按名收取生产工具的赁价。他的身份，对踹匠来说，像是“老板”，对布商来说，又像是牙行一类的中间人或包工头。真正的资本家，不是踹坊老板， 而是发布交碾的布商。一直到中国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