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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在宋代传播的社会文化阐释 词在宋代传播的社会文化阐释 宋词，以其特有的艺术形式和巨大的艺术魅力与中国文学史上取得辉煌成就的楚辞、汉赋、唐诗、元曲等交并而誉，称之为一代之胜。提起宋词，人们自然会想到苏轼，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审视苏词，我们发现苏轼一方面创作抒写歌姬情结，表征社会风俗行为的应歌词、应社词、酒词茶词和节序词，一方面又以诗为词，以词言志，抒发家国之忧和经事济世之怀，向儒家提倡的诗教靠拢，力求在下层世俗文化与上层高雅文化的相互冲撞中，走向二维复合的境界。 　　 一、抒写歌姬情结苏词的社会文化因缘 　　 吴雄和先生在其《唐宋词通论重印后记》中，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对词的意义作了这样的界说： 　　 许多事实表明，词在唐宋两代并非仅仅为文学现象而存在。词的产生不但需要燕乐风行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音乐环境，它同时还涉及当时的社会风习，人们的社交方式，以歌舞佐酒的歌姬制度，以及文人同乐工歌姬交往中的特殊心态等一系列问题。词的社交功能和娱乐功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同它的抒情功能相伴而行的。不妨说，词是在综合上述复杂因素在内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文学文化现象。 　　 词本身是一种与隋唐燕乐结合而成的新诗体，宋词很大程度上源于歌姬制度的社会化、商业化倾向，每逢宴饮，歌姬奏乐唱词，成了士大夫家庭中普遍流行的娱乐方式，当时人们有共听新声的时尚习俗，在尊前筵间歌舞佐欢的社交与娱乐场所中，歌姬始终是作为歌唱主体而出现的，而作为文本的创作主体词人在唱歌填词中，有时往往移情闺阁，作妇人语，代为歌姬抒情达意。源出北里的小词，到了士大夫之手后，出现了士大夫官私筵宴与市井秦楼两个歌场并存的生存环境。在这两个生存环境里所呈现的具体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虽然不尽一致，但都不出以伶工为核心的歌场舞榭之生涯一途，在文化层面上，也都不出世俗化的范围。苏轼是在这一生涯和范围中成长起来的词人，在他的词中有不少抒写歌姬情结的应歌之词。象《南歌子舞姬》、《醉落魄》等，是他在政事以外对个人情感生活的一种追求和价值判断个。表现出苏轼偶偕知己红粉佳人而深感人生之幸的情感取趋向。他的应歌词与当时停留在人生行乐层面的词不同，升华到了纯美的情感世界，是对个体主体的情感欲望的肯定与追求的表现，我们举他的《三部乐情景》为例。词云： 　　 美人如月。乍见掩暮云，更增妍绝。算应无恨，安用阴晴圆缺。娇甚空只成愁，待下床又懒，未语先咽。数日不来，落尽一庭红叶。 今朝置酒强起，问为谁减动，一分香雪。何事散花却病，维摩无疾。却低眉、惨然不答。唱金缕、一声怨切。堪折便折。且惜取、少年花发。 　　 词中唱金缕三句，化用唐杜秋娘《金缕曲》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词义，为歌姬立言。据考该词作于通判杭州时间，词中的歌姬就是作者深爱的歌姬王朝云，词作表达了作者出于肺腑的对歌姬的爱恋，就是当时流行于士大夫社会的歌姬情结，真实地折射出当时士大夫在游姬恋姬的风俗行为重具有共通性和普泛化的心理积习与情感取向。这种抒写歌姬情结的应歌词成了当时的约定俗成而又极富时尚的社交语言和语体。 　　 二、表征社会风俗行为苏词的社会文化功能 　　 清人周济指出：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然美成《兰陵王》、东坡《贺新郎》当筵命笔，冠绝一时。碧山《齐天乐》之咏蝉，玉潜《水龙吟》之咏白莲，又岂非社中作乎？故知雷雨郁蒸，是生之菌，荆榛蔽芾，亦产蕙兰。这段评论虽然承认在应歌、应社而作的词中，不乏有谓之词，但在总体上否认了应歌词与应社词的艺术价值。以纯艺术的标准来衡量，应歌之词不少确如荆榛蔽芾，然而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观之，无论是其中的有谓之作抑或无谓之作，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功能与价值，因为它们都是风俗行为的表征，都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士大夫群体的心理积习与趣味原则。 　　 作为风俗文化的表征，苏轼就创作了像《采桑子润州多景楼与孙巨源相遇》这样有名的应社之词，词曰： 　　 多情多感仍多病，多景楼中。尊前相逢。乐事回头一笑空。停杯且听琵琶语，细捻轻拢。醉脸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红。 　　 这首词是苏轼在润州甘露寺多景楼与孙巨源、王正仲的一次社交活动中所作，该词既有在三公皆一时英秀，景之秀，姬之妙，真为希遇中的应社性能，又有付诸姬喉，佐欢寄情的应歌性能。现存苏轼和其他词人的应社之词数量相当多，反映了士大夫在交往中非词不足以尽兴的习俗，如果说应歌词、应社词是宋代文士在一张一弛中形成的日常生活行为的表征，那么，节日宴赏，歌词佐欢，则是人们在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中形成的非常生活习俗，它孕育了大量的节序词和寿词，成为宋词赖以繁衍的重要渊薮。值得一提的是，苏轼创作了数量不少的节序词，而且成就斐然。他的中秋节序词《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云：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