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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宣和体中的“理趣” 　　【摘要】在中国传统绘画中,花鸟画最能体现丹青之美。北宋徽宗赵佶,不但自身有很高的绘画修养和技巧,还扩充完善宫廷画院,促使了宫廷绘画的兴盛。由于赵佶的大力推动,北宋宫廷绘画形成了纤巧工致、典雅绮丽的新风貌。本文着重从“理趣”方面,通过对赵佶“宣和体”作品的分析,来阐述宣和画院花鸟画是如何注重写生,体现格物致知精神,创造打动人心的情趣画面的。 　　【关键词】赵佶;宣和体;理;趣 　　 　　在现在很多的美术史论著作中,只要谈到院体画就爱笼统地泛泛议论说,那只是 “追求形似”而“忽视神韵”,“虽然工整华丽,却刻板俗气”等等。我觉得这些评论太抽象了,并且流于武断。因为宫廷绘画有二千年悠久的历史,在不断发展变化着,每个时代的作品都有其自己的特点,北宋徽宗时画院的风格在《画继》中就称为“宣和体”。宋徽宗赵佶统治时的画院,在宋代画院发展史上是一个鼎盛繁荣的时期,反映宋徽宗的审美标准的《宣和画谱》,在论及花鸟画时说,牛戬作百雀图“工巧有余而殊高韵”,李怀表“设色轻薄,独以柔婉鲜华为有得,取之于气骨则有所不足,故不得附名于谱也”。足见院画的倡导者也并不仅仅着眼于富丽工巧的。北宋画院画家,不只在追求形似上表现突出,而是以新意为尚,在意境、气韵方面也有许多好作品。在取材广泛,构思和表现技法的独创性方面,他们更是高人一筹,画院花鸟画家笔下的花鸟,是有生命和感情的个体。 　　“宣和体”的艺术风格和特点大体上的主要是造型上要求准确、工整、严谨,在设色上追求富丽、鲜艳、华贵,既精致工细,形象逼真,又不流于自然主义的繁琐纤巧。既重“形似”,更强调“法度”和“神似”;注重创造诗一般的深邃动人意境,构成美丽而和谐的境界和情趣。 　　知“理”以通“趣” 　　中国画论中最早提到绘画的理的,当推南朝宋的宗炳。他在《画山水序》中说过:“夫理绝于中古之上者,可意求于千载之下”,意思是往上古探索事物的“理”虽因年代?远而难以连续,但还可以于千载之下以“意”求之。而绘画是以目所应接、心有体会作为“理”的,也就是他认为绘画中的“理”,在于忠实地表现客观形象和主观感受(“以应目会心为理” )。绘画中的“理”深入于幽微的影迹之间,画家必须善于“妙写”,才能充分表达这种“理”?v“理入影迹,诚能妙写,亦诚尽矣”?w。其后历代画论认为“理”在绘画中是头等重要的,绘画有了“理”,才能尽妙;没有“理”,必然失真。宋代苏轼把“理”和“形”并起来论述,方薰在肯定“物有常理”之后,又说道“理”的丰富性,灵动性― “有画法而无画理,非也;有画理而无画趣,亦非也。画无定法,物有常理。物理有常,而其动静变化机趣无方,出之于笔,乃臻神妙”。由此可以看出“理”的层次源发:理学-道理-真-生活-自然。 　　追求理趣,只有熟识被描绘对象,才能知其生理、情理,只有在娴熟的写实技巧和对情意的主观和客观的统筹规划下,才能“穷理”,白居易作《宣州笔》诗谓:‘江南石上有老兔,食竹饮泉生紫毫’,此大不知物之理,闻江南之兔,未尝有毫。宣州笔工复取青、齐中山兔作笔耳。画家虽游艺,至于穷理处当须知此”。“鸟兽草木之赋状也,其在五方自各不同,而观画者独以其方所见,论难形似之不同,以为或小或大,或长或短,或丰或瘠,互相讥笑以为口实,非善观者也。”评论家也以真实的生理为准的,可见“五方”的画家,都是以各自所见,表达理之所在,确是蔚成风气。 　　穷“理”以达“趣” 　　花鸟画写实更趋精确,理趣更加入微,都在北宋宫廷画院得到体现。郑午昌曾对宋画中的“理”的内涵有过一个扼要的解释:“要之,送人之论画,以讲理为主;欲从理以求神趣,故主运用心灵之描写;运用心灵,未必能穷理,即穷理,未必能得神趣;于是有精一神定之说,曰敬。”由此可以看出由心灵到“穷理”,再到 “神趣”之间的关系。 　　由于徽宗皇帝赵佶本人的艺术修养,“穷理之风”在宣和画院花鸟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徽宗建龙德宫成,命待诏图画宫中屏壁,皆极一时之选。上来幸,一无所称。独顾壶中殿前柱廊?硌坌敝υ录?,问画者为谁。实少年新进。上喜赐绯,褒赐甚宠,皆莫测其故。近侍尝请于上。上曰:‘月季鲜有能画者,盖四时、朝暮、花、蕊、叶皆不同。此作春时白中者,无毫发差,故厚赏之。’”又有“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结实,喜动天颜。偶孔雀在其下,召画院众史令图之,各极其思,华彩烂然,但孔雀欲升藤墩,先举右脚。上曰 :‘未也。’众史愕然莫测。后数日,再呼问之,不知所对,则降旨曰:‘孔雀升高,必先举左。’众史骇服。”这些都深刻说明了画家观察对象的深入和表现理趣的高明。邓椿在《画继》中曾经记载的这两个故事,历来被当作徽宗专尚形似的靶子,但徽宗的着眼点实际不在此,而在于理,他更重视绘画艺术作品必须符合生活的真实规律,因为月季花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辰,它的花叶蕊都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