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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处分官员与官员规避之互动研究 　　 [摘 要]处分是封建政府对官员违纪违制等失职行为予以的一种制裁。迨及清代，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进一步强化，国家政务活动的进一步规范，朝廷更加重视对官员失职渎职行为的处分，这些处分不可避免地对官员各方面产生了影响。而官员们为了避免出现丢官罢职、经济困顿的状况，又开始了对处分的种种规避，从而形成了封建政府与官僚集团之间处分与规避的互动争斗，反映了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特性。 　　 [关键词]清代 处分 官员 规避 　　 〔中图分类号〕K2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2-0112-06 　　 　　众所周知，国家职能的实现者和执行者，不是最高统治阶级，而是具有一定权力的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各级官员。在中国传统社会也不例外，统治机器要保持正常运转，一般而言，君主是行政决策者，整个官僚集团才是行政执行者和操纵者。古人对此也早有认识：“国家用人行政，二者并重，而政事必得人而理”，[1] （卷58，P1862） 强调了官员的治政直接关系着一国之长治久安。 　　官员是治政中的一个关键实体，其称职与否，直接关系着封建王朝号令的贯彻与执行、秩序的稳定与统治的长久。从战国时期到清朝末年，历朝历代都未曾忽略对官僚集团的管理。如何敦促众多的官员更好地遵从职守，尽职尽责，则是历代王朝共同的治政重点。敦促的手段就各王朝而言，不外乎二柄，一柄乃奖励，另一柄乃惩罚，即“无鼓励则不知劝，无罚约则不知畏”。[1] （卷90，P2209）奖励的敦促作用，史学界已有所研究，其效果众所周知。而关于处分的研究，近年来出现了《清代行政处分制度研究》、[2]《清代官吏惩戒制度及其失败原因初探》、[3]《论清代的文官考绩制度》、[4]《清代罚俸制度》、[5]《从历史档案看清代州县官员的惩处制度》[6]等具有代表性的关于处分的文章。这些文章多从制度角度，论证了清朝行政责任追究制度的基本独立，以及清代具体的考绩、罚俸制度，大多是对事例的诠释。本文试图从制度运作入手，阐述封建政府与官僚集团作为处分的施受双方，在这场博弈中的较量，从而揭示处分制度在这场较量中的逐步完善和所受到的阻滞。 　　 　　一、处分对官员之影响 　　 　　有清一代，对官员执行政务严格管理，为此确立了一整套的弹劾处分程序，建制了一系列的处分法规，酌定了一连串的处分条例，其系统完善成为历代之最。正如曾国藩所言：“独至我朝，则凡百庶政，皆已着有成宪，既备且详。”[7] （第1册，P173） 　　此话虽有些夸大，但也与史相符。这里所说的“成宪”，主要指清代为加强对各级官员和各部院机关的管理，先后制定的会典、则例等一系列行政法规，包括《大清会典?处分则例》、《大清会典?处分事例》、《吏部处分则例》等处分法规，这些都成为处分各级官员的直接法律依据，号称“从罚俸至革职，各有专条”。[8] （卷22）一旦有官员在执行政务过程中出现违纪违法行为，都将予以严厉制裁，以达到“励官职”，“儆官邪”（卷11，P128） 的治政、治吏作用。不论是地方大员还是微员，不论是失于察吏还是延误政务，都毫不放松、毫不手软，予以罚俸、降级、革职。在清宫档案中排满了官员的处分，少者十几件，多则近百件。 　　（一）处分各级官员 　　首先是处分微员。微员即清代称之为“佐杂”、“首领”的官吏，是州县官的僚属。清时佐贰、杂职之分，是“八品以上者曰佐贰，九品及未入流者曰杂职”。[10] （第7册，P289） 他们包括州同、州判、县丞、主簿、典史、大使、巡检、驿丞、仵作、捕役、狱卒等，品秩很低，从七品到未入流，分掌粮务、水利，并防海、管河，司奸盗，察狱囚，[11] （卷116）权力非常有限，凡事都须上请，缺乏自主，被呼之为微员。在题本、则例等一系列档案中，出现了很多以“微员”为总称的统计。微员分管专门事务，是直接的责任人，受处分可能性更大。如就清乾隆朝而言，终乾隆一朝，其处分是越来越多，据档案统计，乾隆五年，微员处分仅有41件，十八年升至243件，三十三年也是243件，四十八年则达319件，[12]十年间上升将近百件。可见微员处分之频繁，而且处分程度最重，一不小心就会丢官罢职，沦为一介平民。 　　其次是处分中下级官员。就个体而论，据史载清乾隆中期大臣阿思哈属下有一名县令李如龙，曾在河南遂平、新郑、叶县、宜阳、明乡、河内为官13年，其罚俸竟达“二三十案”，[13] （第9册，P909）平均每年被处分二三次。且因其地位卑微，“莅任以来，处分多而开复不易”，[13] （第4册，P403）处境非常艰难。就整体而论，其他官员被处分得也不轻，署理两广总督杨应琚奏乾隆十九年（1754年），有广东曲江县知县李绍膺被处分达72次、二十年惠州府通判傅果61次、二十年清远县知县周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