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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复古思想之文化意蕴 　　[摘要]清代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复古主义倾向可以追溯到清初，清初复古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以古为尚的历史观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反映，复古只是其外在表现形式，其本质是一种“新变”，即思想家们以复古为武器来批判现实，寻求社会变革。 　　[关键词]清初　复古思想　批判　新变　社会变革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1－0114－06 　　 　　梁启超论及清代思潮时曾言：“‘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也。”梁启超指出了清代思潮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以复古为其职志”，然而言及清代思潮的“复古”，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以汉代许郑之学为楷模的乾嘉学派。其实，清代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复古主义倾向可以追溯到清初。本文试图以清初黄宗羲、颜元两位思想家的社会政治主张为例对清初思想界的这种复古倾向从文化角度作一剖析。 　　 　　一 　　 　　黄宗羲(1610-1695年)的名著《明夷待访录》和颜元(1635-1704年)的《存治编》分别是各自阐述其政治主张和表达其政治理想的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复古思想即表现得十分突出。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依凭“三代之治”和尧舜时代为社会典范，以明王朝兼及秦汉以来2000年间的专制政体为对象，对其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里存在的病症展开鞭辟入里的揭露和批判。而其论证的逻辑乃是“今不如古”，这里所谓的“古”，即三代尧舜之古，所谓“今”，即秦汉以降，尤其是有明一代之今。在《原君》一文中作者将古今人君作了一番对比，认为“古之君”，“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而“今之君”，“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正因为古今人君的这种根本性差异，他们各自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也就恰好相反，“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雠，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因此，黄氏疾呼“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此外，黄氏还以同样的方式讨论“臣道”、“法制”、“学校”、“取士”、“财计”、“封建”等问题。 　　在《原臣》篇中，黄氏指出了古今为臣者的区别，“古之为臣者”，“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其曳木之人也。”而后世人臣昧于此义，专为君而设，实为“君之仆妾”。《原法》篇则比较了三代以上之法与三代以下之法的区别，指出三代以上之法是为天下人立，故“_一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而三代以下之法则是人主出于自私自利，“唯恐其祚命不长也，子孙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所以“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在《学校》篇中，黄氏对于古代学校的作用作了解释，认为古圣王不仅以学校作为养士之所，而且以学校作为“治天下之具”的出处，所谓“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并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是非于学校”。而“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撼以为非”。学校对君权的限制作用消失殆尽。除此之外，《取士》篇比较了古今取士制度的不同，认为：“古之取士也宽，其用士也严；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而“宽于取则无枉才，严于用则少悻进”；“严于取，则豪杰之老死丘壑者多矣；宽于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所以古法取士优于今法。同样，黄氏在《财计》篇中对“本”与“末”重新加以解释，指出“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这实际上是以古圣之道否定汉以来“重农轻商”的传统。 　　封建也是时人常常谈及的话题。秦汉以降，郡县制取代封建制，文人学者中总的趋势是否定封建制而支持郡县制，而这其中又以唐代柳宗元的《封建论》最为著名。但是清初学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提倡封建，其实这也是当时复古思想的一种表现。黄宗羲即提倡封建，他说：“自三代以后，乱天下者无如夷狄矣，遂以为五德诊眚之运。然以余观之，则是废封建之罪也。”自秦至今，中国被夷狄所割所据共600多年，即使在所谓的全盛时期，仍要给夷狄输岁币以求自保，而秦以前2000多年独无此事，正赖封建之力。这里面依然隐含着一种以古为尚的价值取向，只不过黄宗羲并不主张完全复封建之古，而是主张恢复唐之方镇，他说：“封建之事远矣，因时乘势，则方镇可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