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亲属包庇、窝藏行为之罪责减免的伦理与法理依据问题.docVIP

　　近亲属包庇、窝藏行为之罪责减免的伦理与法理依据问题 近亲属包庇、窝藏行为之罪责减免的伦理与法理依据问题 　一、引言 　　《刑法》第三百一十条规定：窝藏、包庇罪是指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行为，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这里显然包含了所有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主体，即16周岁以上的所有主体。对于此规定，引发了诸多学者的质疑。很多学者认为，这一规定显然忽视了中华法系亲亲相隐的优良传统，未能考虑到亲属相互之间对犯罪行为的隐瞒与包庇完全是无法割舍的人之常情，冒然规制显然有悖于人的伦理属性，忽略了法律的道德性与行为人的期待可能性，因此是不合理的。但是，事实到底如何？这一问题应当从更为深层的层面来考虑。即，法的平等性与伦理性之间的冲突。这不仅要考虑到法的道德性，还要考虑到法的功利性。这就要从伦理与法理依据上对近亲属的窝藏、包庇行为进行细致的分析。 　　近亲属包庇、窝藏行为之罪责减免的传统十分久远，不仅在中国具有相当多的学者对此展开论述，在立法上有较多的体现，而且在西方诸国的各个时期也都存在大量的类似观点和条款。根据孔子的所谓的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的论述，将近亲属之间的相互包庇、窝藏行为约定俗成为亲亲相隐原则，以下将对亲亲相隐进行一个历史渊源的考察，以澄清亲亲相隐制度的由来与存在的伦理依据。 　　二、西方诸国亲亲相隐的法律传统 　　古希腊是否存在亲亲相隐制度，因为无可以信服的史料佐证，因此无法判断。但是亲属之间具有相互包庇、隐瞒犯罪义务的观念还是存在的。智者游叙弗伦向官府告发自己的父亲，被苏格拉底强烈的批评，最后游叙弗伦在苏格拉底的循循善诱下也不得不承认儿子告发父亲的行为是严重违背神的理念的。柏拉图所著的《理想国》一文中曾引述色拉叙马霍斯的话道：不帮助亲友进行违法活动，就还可能遭受亲友的埋怨；至于是否公正者，则这里的情形则恰好与此相反。这些观念都深刻的反映了古希腊时期人们所拥有的亲亲相隐的强烈观念。 　　如果说古希腊亲亲相隐还停留在观念层面的话，那么古罗马则是一个亲亲相隐思想法律化的过程，从可靠的历史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自己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而，亲亲相隐的法律规定更多的倾向于保护个人权利，而且是一种超脱身份的普遍的平等保障。这表现为以下几方面：首先，废除亲属间具有相互容忍和包庇违法之义务。比如十八世纪初期的法国刑法典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二百四十八条；十九世纪后期的德国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等分别规定，明知亲属犯罪，不举报甚至帮助隐藏都不具有违法性。这些条款都以从正面列举的形式肯定了人们拥有.L.亲亲相隐的权利，由于世俗王权或者民权战胜了教会，教会法中的亲属间相互容忍违法犯罪行为的规定完全被淘汰了。其次，与此相应的，近代西欧的一般法律都承认亲属之间具有拒绝举证的豁免权。例如，现行的《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三百三十五条；上世纪末颁行的《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五十二条；1988年颁行的《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九十九条均明确规定：近亲属可以拒绝作证，而且即使作证，也不适用伪证罪的相关规定。再次，此时期的西欧各国法律一般都规定了法官有义务保护证人亲亲相隐权利，已完全的实现责任自负原则，避免株连。这些法律一般都还规定：法官应当尊重当事人的近亲属，不得就损害其近亲属名誉之事提问；法官应当告知当事人有拒绝为尊亲属违法行为举证之权利，而且在举证时不得强迫被告人近亲属宣誓。最后，在亲亲相隐规则设置上，更多的考虑了尊卑亲属之间的对等。近现代欧美各国的法律均取消了前文尊卑不平等的规定。西方近现代关于容隐的法律规定由此可见一斑。 　　三、中华法系中的亲亲相隐 　　中国亲亲相隐制度的最早渊源是春秋时代的君臣之义，认为作为臣属者不应当揭发君主之恶。在这些事件的引申基础上，才逐步出现了近亲属之间的护卫包庇与容忍义务。《礼记檀弓》载指出事亲有隐无犯，《论语子路》中孔子主张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并且孔子在担任大司寇官职的时候，充分采纳了这一原则，在处理子告父的案例时，采取了将父子分别关禁闭的做法，让其子充分反省，最后这一对父子终于明白了自己的错误，而选择撤诉。作为亚圣的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中将其理想中的完人舜假设成为必然会将犯杀人罪的父亲窃负而逃至于海滨，等等。这些儒家代表人物的经典言论，充分道出了亲亲相隐原则的重要性，为后世将亲亲相隐作为法律规则奠定了理论基础。秦律最早将亲亲相隐原则规定到法律上：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一般观念认为，秦朝自商鞅变法以来，厉行法治，倡导法家治国理念，奉行重典治国，但竟然如此含情脉脉地规定了亲亲相隐制度，这种制度的存在显然说明了亲亲相隐原则的重要性。商鞅于秦国积极推动变法，奖励告奸，夫妻、朋友、邻里之间都可以互告犯罪，并且实行连坐机制，对不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