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平情况寻访资料一束.docVIP

父亲生平情况寻访资料一束 　　一、父亲同事饶德安的六封信 　　郑张根同志： 　　兹将您所委托之事，根据我与你父亲郑汉亮同志二十余年在此同事的印象，写了些情况。 　　郑汉亮同志，上饶人氏。早年参加革命工作，曾事戎行。以后获读大学深造，毕业于江西农学院农学系四年制本科。1961年分配来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刘家站分校任教员，从此在刘家站工作了二十余年。他热爱本职工作，耐得农乡寂寞，不计个人得失，家庭长期分居。 　　我第一次与他相见认识，是1961年底，在共大刘家站分校，一位穿着黄色军服、教植物学的老师，便是他。1962年，他被调到垦殖场红壤研究所(即农科所前身)，从事红壤开发和示范推广方面的工作。1963年，因工作需要，把他从红壤研究所调到四分场任技术员，负责大田生产的组织、技术指导工作。1965年底，场内实行生产管理体制改革，撤销分场，按专业归并成立粮油、茶叶果树、畜牧水产三条专业线，以提高专业化水平。粮油线面积最大，职工最多，生产任务也最繁重，为加强工作，又把郑汉亮同志从四分场调到粮油线的北片。 　　你来信中提到关于你父亲“文革”中是否被扣“帽子”的事，据我所知，1968年“三查”扩大化，郑汉亮同志遭到了极左路线残酷迫害。“文革”初期，在发扬民主的号召下，他积极参与了文化大革命，参加了当时人数最多、召唤力最强的一个群众组织，但因为触犯了某些别有用心的派性人物的私利，故后来遭到了这些卑鄙小人的恶意报复，被打成“反革命”。但是否立案，还存在疑问。据余金顺同志说，“文革”期间我场知识分子挨斗情况是较普遍的，其中只有3人立了案，这3人也是冤假错案，七十年代前期此3人都得到了余江县方面分别发给他们个人收执的平反通知书。而郑汉亮同志则属于在单位内自行批斗戴帽的“反革命”，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好些个。也就是说，当时极左路线放手让下面搞，搞错了，如果是立了案的，后来平反；没有立案的，就宣布一下不予以追究就是了。另据黄冬祥同志说：“郑老师的事，曾经在一定的会上宣布过平反，如果不平反，尔后就不可能给郑老师委任农科所所长。”我分析认为，黄冬祥同志说的平反，属于单位内部宣布一下，原来搞错了，不予追究，而不是正式概念上的平反，因为单位无权给一个人定性，非经上级有关部门不能立案。未立案，也无须翻案。 　　以上是我对此事的了解和看法。如尚有疑问，请来信告知或要求组织上给予查找和详细答复。 　　顺致敬礼! 　　并请代向您的母亲和全家人问好! 　　饶德安 　　2004年8月23日 　　郑张根同志： 　　你来信向我表示的尊重和礼貌，感到愧不敢当，只好在此表示深切的感谢。来信提到要了解你父亲在“文革”之后的经历，因那时我工作调动，很少到你父亲那边去，故此情形比较生疏，至今时隔多年，印象模糊，说不上来。不过，这也无关大体，郑汉亮同志经历和业绩的大脉络是可以把握到的。 　　十年动乱后期，郑汉亮同志先后在五分场、六分场、二中(职业中学，教农业知识课)等单位工作。1976年，郑汉亮同志从分场调回农科所，负责全场的植保工作(农作物病虫害的预测预报、编写病虫情报、部署全场的植物病虫害的防治及督促检查)，内容多，任务重，助手只有半个(兼职的一个人)。郑汉亮同志不嫌工作已经繁重，还要找其他事做，比如培育无籽西瓜、杂交水稻、珍珠养殖方面的工作。他一手经管的无籽西瓜制种、杂交水稻低丘红壤山垅田制种，都获得显著的技术成效和经济效益。对于粮食生产具有重要意义的《水稻黄矮病防治的研究》课题的成果，在1984年省农垦科技大会获科技进步奖，其中包含了郑汉亮同志的心血。他于1981年评为农艺师，这是开始评技术职称的第一批农艺师。1983年任农科所副所长，负责全面工作。1984年因工作需要调农场的农业办公室，负责全场农业生产、农业科技推广工作。郑汉亮同志还从事过场区长远建设规划和场志的编写工作。 　　郑汉亮同志深入实际，吃苦耐劳精神是我们大家学习的好榜样。前已述及，植保工作限于人力不足，虫情测报灯的灯下资料(即诱到虫的种类、数量的分析处理)和病虫草害田间调查资料，都是他自己动手，然后编写病虫情报，直至简报的翻印送发，都靠他一个人拼着去干。 　　郑汉亮同志生活很俭朴，衣物被服，常亲自浆洗缝补。于居室外庭院种丝瓜等菜蔬，并饲母鸡生蛋佐餐，勤俭度日。无烟酒嗜好。有闲暇则看书或与同事谈学习和工作体会，从不无谓闲聊拉扯，更不跟人呕(怄)气争吵。待人谦和平易，每逢外出，临行都要对近边的干部群众们亲切地道声“再见”!这已是大家司空见惯的事了，并未觉珍重和稀奇。由于这样，谁也不曾想到1989年某一天他出差前向我们说了声再见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他出远门去了! 　　1984年3月，我和郑汉亮同志出席省农垦科技大会，会议之暇，我们两人在会址庭园中相遇省农垦局局长蚁行守同志，郑汉亮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