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1924-1926年间鲁迅的“复仇游戏”.docVIP

简析1924-1926年间鲁迅的“复仇游戏” 　　【摘要】1924―1926年间,由于感知定势和思维偏执的影响,鲁迅不得不对社会进行“以抗争来适应”。不仅抱着“偏不精神”进行着严肃的现实游戏,而且在文本中进行着深刻的复仇实验。可惜的是,此期间整个社会没有给鲁迅喘息的机会,他既执着于复仇又质疑于复仇,一直徘徊在无法消除的迷惑中。 　　【关键词】复仇游戏 ;“偏不”精神;文本试验;执着与质疑 　　 　　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各种诛心之律的非人间,鲁迅要起而反抗,要向社会复仇,为自己亦为别人。“复仇”作为鲁迅思维的基本命题,贯穿于一生。从阅读《工人绥惠略夫》开始,他就开始思索复仇。当看到绥惠略夫所采取的疯狂报复行为,“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坏”,鲁迅敏锐地感觉到复仇具有可怕的“杀伤力”,发出“中国这样破坏一切的人还不见有,大约也不会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的希望。1并且在1924―1926年间,他选择了“游戏”战,既游戏现实又游戏文本,对复仇展开更深入的思考。 　　 　　现实游戏:“偏不”精神 　　 　　1926年编辑《华盖集续编》时,鲁迅沉痛地写下,“你要那样,我偏要这样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头是有的;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也是有的,此外却毫无什么大举。”2看似平静实则愤慨。“偏不”意味着另类,意味着冒险,意味着不可避免的遭迫害……但鲁迅还是执拗地选择了“偏不”。这种“偏不”精神与他思维的偏执性不谋而合。 　　据长期帮佣的阮和森回忆,鲁迅在绍兴师范学堂教书时,王金发欲加害负责《越铎》的鲁迅。家人朋友都替他担心,再三叮嘱他晚上不要单独出门。“鲁迅偏不管,每天在家吃完夜饭一定要回到学校住宿,而且不肯偷偷夜行,必定两只手各拿一个灯笼,灯笼上红红的照出大大的‘周’字,到天亮从学校回家,又总是说:‘怎么样?又回来了。’”3越是加害,越要主动出击,越要挑战你的权威,使你无从下手,不敢下手。在厦门时,“楼下的后面有一片花圃,用有刺的铁丝拦着,我因为要看它有怎样的的拦阻力,前几天跳了一回试试。” 4 以身试“刺”冒险“跳铁丝网”的事情虽小,但鲁迅不堪约束、“偏不”遵从的性格却可见一斑。而且尝试的结果,也证实了鲁迅的最初设想:这些“刺”不过如此罢了。由此不难理解,鲁迅为什么会对陶元庆的画作《大红袍》那样着迷,两次到场两次均长时间逗留于它的面前,5 过后并对许钦文发出,“握剑的姿态很醒目”的感慨。6 　　孙伏园曾经在《往事》中这样说,“幼年被人蔑视与欺压,精神上铭刻着伤痕,发展而为复仇的观念”,直接将鲁迅复仇观念的养成推回到幼年时期遭受的歧视和欺凌。确实,小时候鲁迅就经历过一次“复仇”体验:邻居小孩沈八斤非常蛮横,经常拿着自己做的竹枪,喊着“戳伊杀,戳伊杀!”,跳进跳出的乱戳。鲁迅不得不采用了画画这种隐晦的方式来进行复仇。父亲看到后,虽“叫了鲁迅去问,可是并不严厉……只是把这页撕去了。”7父亲的宽容和理解,使鲁迅的心性更加朝着“嫉恶如仇”“睚眦必报”的方向发展。随着日后身受的灾难和不幸的加重,以及别人的嘲弄和谩骂的加深,鲁迅这种原始的复仇萌芽,经过“偏不”精神的催发,终于成熟。 　　1924年的西安之行是鲁迅一生除杭州之行以外,唯一的一次旅行。与别人忙着购买各种纪念品不同,他选择了“弩”这一古代的兵器。“此为一种黄铜器,看去机械性十足,鲁迅先生爱其有近代军器之风,故颇收藏了好几具(自北京古董铺购得),形似今日之手枪,铜绿斑斑,极饶古味。”8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武器,而是一个解读鲁迅复仇思想的“符码”,它暗示了太多的东西:对尚武精神的憧憬、对侠客风范的向往、对复仇内蕴的领悟…… 　　这些现实行为,既是他对黑暗的蔑视,也是他对世界的游戏:无视敌人,尽情地挥舞着复仇之剑。 　　 　　文本试验:游戏“复仇” 　　 　　1924―1926年间,在进行了一系列抗争之后,鲁迅决定“自己裁判,自己执行”, 开始了文本复仇试验。以“复仇”为命题,共创作了二首散文诗《复仇》、《复仇(其二)》,两篇小说《孤独者》、《铸剑》。(《铸剑》实作于1927年4月3日,整理成集时署为1926年10月。这一误记,暗示了潜意识中鲁迅一直认为它创作于1926年,故把它作为1924―1926年间的复仇文本分析。) 　　在《复仇》里,整个文本分裂成“双重复仇”的层次结构。一是复仇者与仇人之间的复仇,以实际的杀人来收场。复仇者一转而为“杀戮者”,自身并没有获得复仇的快乐,反而陷入“人性茫然”,倒是仇人(被杀者)“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二是复仇者与仇人两人构成一个整体对看客的复仇,以无所作为来报复,使看客们无戏可看。结果,不但仇未报,而且双方都“圆活的身体,已将干枯”。鲁迅初步质疑了复仇的实际可行性。 　　既然实际的杀人与无所作为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