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灿《唐代的经济社会》评介.docVIP

　　陈国灿《唐代的经济社会》评介 　　本书是武汉大学陈国灿教授最新编撰的一部论文集。 　　本书为 台湾 高明士教授策划并主编的《隋唐文化 研究 丛书· 历史 篇》之一种。高明士教授为本丛书所作《总序》，称：“由於时局及环境关系， 经济 史方面非为台港学者之所长。”为此，他特邀大陆学者赐稿。而我们知道，武汉大学为国内研究唐代经济史的重镇，陈国灿教授为国内研究唐代经济史的名家。因而，由陈国灿教授承担本书的编撰，自是众望所归。 　　本书共分八章，也就是八篇论文。其中： 　　第一章《武周圣历年间的勘检田亩运动》和第二章《武周长安年间的括户运动》，是根据《武周时期的勘田检籍活动——对吐鲁番所出两组敦煌经济文书的探讨》（载《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和《吐鲁番旧出武周勘检田籍簿考释》（同前）二文，重新组织并补充修改而成。我们知道：唐代实行均田制不久，由於种种原因，就出现了农民“受田不足”和官僚地主“占田过限”等两极分化 问题 。同时，逃户问题也日益严重。特别是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天下户口，亡逃过半”。为了维护均田制，抑制土地兼并，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和兵役、劳役来源，武周政权势必会采取某些措施解决这些问题。然而，武周政权究竟采取了哪些措施，却由於记载缺乏，不得其详。前文根据吐鲁番出土武周圣历年间敦煌、高昌二县勘检田亩案卷，在池田温先生研究的基础上[1]，进一步证明，在武周圣历二年（699年），确曾进行过一次全国性的勘检田亩运动。後文根据吐鲁番出土武周长安年间敦煌、交河等县检查户籍案卷，在唐长孺先生研究的基础上[2]，进一步证明，在武周长安二至四年（702～704年），确曾进行过一次全国性的括户运动。陈教授认为：这两次运动，虽然取得了一些的成果，但从当时情况看，并不能够从根本上扭转均田制瓦解和户口逃亡的趋势。以至到了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宇文融还要奉旨进行更大规模的括地括户运动。就此而言，实际上已经预示均田制末日的到来。 　　第三章《唐代後期的请田制度》，小部分取材於《德藏吐鲁番出土端拱二年归义军都受田簿考释》（载《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大部分为重新改写。我们知道：唐代在实行均田制的同时，为了不浪费“宽闲之处”的土地资源，还实行一种“计口受足”以外的所谓“请占田制”。这就是《唐律疏议》卷一三所说：“计口受足以外，仍有剩田，务从垦辟，庶尽地利，故所占虽多，律不与罪。仍须申牒立案，不申请而占者，从‘应言上不言上’之罪。”这种制度，陈教授简称为“请田制度”。并认为：这种“请田制度”，由於所请之田最终都成为永业，故其本身具有私田的性质，属於土地私有制。这种土地制度，从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国家法令首次承认，到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全面认可，终於取代了均田制。但这种土地制度，如何实施，有何规章、程序，却由於记载缺乏，不得其详。本文根据敦煌所出归义军时期（唐代晚期至五代宋初）的一批“请地状”和“都受田簿”，认为：当时，只要是“不办承料”（即没有承担官府赋役）的土地，无论是无主还是有主，百姓均可请占并“办承料”。无田少地的百姓，只要向地方官府呈上有关“请地状”，说明自己的田亩状况，打算请占的土地的情况，地方官府根据该状进行调查核实，即可批准请占并允许入户。但在此之後，官府还须定案，也就是建立“都受田簿”。联系上述情况，该簿的制作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百姓自行申报请受田的数额、方位，第二阶段由县署对民户请受田作出综合性的统计，第三阶段将请受田簿由县送到使衙，由使衙钤朱定案。还认为：归义军政权虽然割据西北一隅，但其推行的请田制，却应看作是唐代晚期至五代宋初，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行的请田制的一个缩影。 　　第四章《唐代的租佃契与租佃关系》，由《 中国 古代租佃关系与租佃契约浅论》（载《中国前近代史 理论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和《从敦煌吐鲁番所出租佃契看唐代租佃关系》（待刊）二文合并改写而成。关於我国古代的租佃契与租佃关系，中外学者曾经作过很多研究。陈教授的研究较为独特，是先从租佃关系着手。他将我国古代的租佃关系分为三种类型：（一）国家与农民的租佃关系。即国家将土地分给农民，农民对国家承担赋役。这是一种带有超经济强制的租佃关系。（二）地主与农民的租佃关系。即地主将土地租给农民，农民向地主缴纳租税。这也是一种带有超经济强制的租佃关系。（三）农民与农民的租佃关系。即农民由於土地零散，距离远近不一，为了追求效率，就近耕种，而产生的一种互佃类型。这是一种互利的不带超经济强制的租佃关系。然後，再根据吐鲁番及敦煌出土的众多租佃契， 分析 有唐一代复杂的租佃关系。本文主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根据吐鲁番出土的租佃契，分析唐代均田农民之间的租佃关系。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