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云南民族医药与中医学交融发展.docVIP

　　论云南民族医药与中医学交融发展 论云南民族医药与中医学交融发展 中医学是指起源和发展于中国地域的，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一门科学，其理论体系的形成受到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深刻影响，整体观念为其主导思想，司外揣内、援物比类等为其认知和思维方法，以脏腑经络理论为基础，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研究人的生命规律以及疾病的发生、发展和防治规律，研究养生、康复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命科学[1]。中医学是中国人民长期与疾病抗争的医疗实践的经验总结，其理论来源于医疗实践的感性认识，通过对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因病机等进行了分析、归纳和总结，逐渐形成了中医学的理性认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从狭义上把中医药等同于汉族医药，而把其他少数民族在与疾病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医药理论、技术技能称为狭义的民族医药。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医药在独立发展，保持本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彼此渗透融合。中医学、民族医药、民间草医药共同组成了我国的传统医药学。中医药的发展离不开民族医药，民族医药也不断从汉族医药知识中汲取有用部分。 　　1 中医学与云南传统民族医药融合 　　中医学的发展历来都不是孤立，与自然科学、人文哲学存在广泛交叉，同时与其他民族医药彼此渗透，中医药影响云南民族医药发展，民族医药不断丰富中医学理论，只有通过彼此的理论融合、技术互补、优势整合，才能为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思考空间和多途径多渠道的研究方法。中医学与民族医药的交叉渗透，具体体现在理论构建的哲学基础、医学术语，以及药物的同物异名、同名异用，解释学术问题时的相互资鉴启发的取类比象思维模式。由于中医学与各民族医学相邻学科间无法割裂、在交叉搭界之处往往多产生亮点。中医学与民族医药都有共同目的，相互间在边缘处又都交叉搭界，那么，深入考察边缘处的学术细节，往往能发现潜藏着的规律。 　　历史上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迁徙频繁，医药、宗教、文化能也存在融合现象，有学者指出：民族医药与中医学存在大同小异的现象[2]。 大同指的是哲学观点相同，基础理论相似。小异指的是基于民族分布存本文由.L.收集整理在大分散小聚居的情况，认为不同地域民族的基础理论、用药经验具有本民族特色。 　　据查云南历史上曾经有三次较大规模的汉族移民入滇，即：汉、唐、明三朝时期[3]。历代以不同方式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经济、政治、文化，加速了云南的发展。秦汉时期五尺道的修建拉开了中原与云南交流的开端，随着贡品（贵重药材）、书籍（医药书籍）、教育（医学私塾）的不断输入，云南民族医药在自身特色发展的基础上，受到了中医药的巨大冲击。其中，明朝中医药在云南有了广泛的传播和明显的发展，最具代表意义和学术价值的是兰茂所著的《滇南本草》。该书是第一次将云南地方民间药物的作用与中医学理论结合在一起的一部较早、较完整的地方性药物性典籍。许多常见的中药都始载于该著作，如：仙鹤草、灯盏花、川牛膝、草乌、贝母等，同时该著作中也记载了不少民族药，如：滇重楼、滇黄精、滇龙胆、云黄连、金荞麦等。各民族用药普遍存在交叉现象，如：竹叶兰一药，傣族称为文尚海，药用部位为球茎、块根，用于食物中毒；布朗族称为夕那格郎，用药部位为全株，主治肺结核、气管炎。据统计，汉藏共用药物有300多种，佤汉共用80余种。 　　中医药与民族在基础理论及哲学背景、思维模式等方面也存在相互影响。两者均是在整体观的基础上采用取类比象的思维模式构建了各自的理论体系，健康与疾病、各类要素的平衡制约密不可分。如：傣医学的四塔五蕴学说认为自然界万物均归属于四塔五蕴四塔即风、水、火、土五蕴指色、识、受、想、行，其中色蕴指物质现象，识蕴、受蕴、想蕴、行蕴指精神现象，物质和精神共同构成人体。四塔五蕴应用于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表现。藏医学认为人体内的龙、赤巴、培根三者失调构成疾病。纳西东巴医药中的卢色是纳西先民用于表达阴阳的常用字，体现了阴阳平衡、对立统一的思想。精威五行类似于中医的五行学说，用于说明发病机理及治疗方法。佤族医药认为自然界由天、地、风、水、木、火、石、气八种物质，当八种物质发生改变将导致各物质与人体的平衡失调进而产生疾病。 　　另外，研究也发现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医学及民族医药。当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逐渐被中华文化内化，佛教中的医药文化对佛教医药文化圈所涉及的中医药学、藏医药学、傣医药学等传统医学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中医、藏医、傣医离不开佛教医药文化，同样研究佛教医药文化也离不开上述医学。在中国医学史上，佛教医药文化圈以其特有的魅力和渗透力，对我国传统医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中医的基本理论体系形成得比较早且较为完备，在一定时期内作为一种优势医学广泛影响了各个民族医学的发展，当然民族医学的发展反过来也丰富了中医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