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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启蒙的流亡与回归 　摘 要：人类思想的 发展 在近两个世纪显得特别动荡，而在最近的二三十年中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态势，大有向古典主义或传统文化复归的倾向。启蒙的流亡与回归乃是把握现 时代 的思想脉络的关键。启蒙自康德黑格尔而后就开始了流亡的历程，在后 现代 主义的式微中开始复归。而福柯的一生的发展就是“启蒙的流亡与回归”历程的缩影。“流亡与回归”的 历史 变奏喻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关键词：启蒙；流亡；回归；福柯 The exile and the return of Enlightenment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human thoughts has undergone a turbulent course during the last tonstrates a homeent from Kant to post-Kantian period (particularly through Foucault), and leads to a conclusion that a neent; exile; homeodern，又译近代）文化来说，它在后黑格尔时代的衰败以及由此伴生的种种“灾难”都表明了它的史诗般的流亡特征。我们通过考察启蒙理性的历史命运，就能够明了这种颇具创世色彩的历程。理性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裹挟之下迅猛发展，但在作为理性最高现实成就的法国大革命后期的恐怖主义打击之下，人们对理性的看法发生了急遽的转变，理性的道路在18世纪上半叶进入低谷。康德最早察觉到这一变故，并 分析 了导致理性二律背反窘境的深层次自我生成性原因。他以形而上学这个“通过纯粹而掌握的所有东西按系统排列出来的清单”为切面，剖析了形而上学的从“一切 科学 的女王”到为人所鄙视的孤苦零丁、流离失所的海古巴（Hecuba）的命运，他认为形而上学之所以成为“永无止境的纠纷战场”的原因就在于理性自身永远无法摆脱的“一种特殊命运”：对于自身本性所规定的问题，自己既不能置之不理又无能解答。[1](P3)康德因此欲以纯粹理性的批判来重新树立理性的尊严和作为人类天性的形而上学的权威。就从由康德所开创的 哲学 黄金时代来反观理性哲学的命运，我们也可以知道在理性合法性论证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永恒的问题，即理性的 内容 及其相应地位必定是随大化流行而不断变更着的，而所谓理性的命运之升降沉浮，本就源自其本体深处的运行机制，有如席勒所谓“唯运行（Be）不就最直接地意味着破坏（destroy）么？正因为这样，我们的重建工作才如此步履维艰，难怪有人要等待圣本尼迪克特（而非戈多）、有人坚信“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确乎兹事体大矣哉。 从康德所面临的问题可知，理性和启蒙在达其最大值的时候就开始了下降的历程，它们的成就之顶点也就是我们所谓“流亡”的出发点。理性的式微、启蒙的破灭在康德黑格尔时代就已经是一个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康德给启蒙的著名定义虽在表面上是对启蒙运动的总结，而实际上却喻示着启蒙自身所蕴涵的问题性表面化和实质化了，因为一个问题之能被讨论就意味着其自明性和合法性受到了质疑，其内在自洽性成为历史，从此必将作为成问题的问题漂浮在根基之外。思想的这种自然进渡方式便具有了动荡的意味，很容易被文学化、规约化为“流亡”之类的话语，大抵今日风头正劲的各种历史反思思潮即由此而产生。所以康德对“什么是启蒙运动”的掷地有声的回答一方面当然是启蒙运动中的一块里程碑，同时也无疑是理性的绝唱、启蒙的挽歌。 从学理上讲，先验的理念（如道德禁令）再也无法与不断漂移的现象（如礼崩乐坏，河不出图洛不出书）之间保持功能性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先验的理念在“一切皆流”的现象世界中失去了抓伏的根基，思想的平衡和精神世界的相对和平被打破，那么思想只得背负着破碎的辉煌逐水草而居，开始了悲壮的史诗般的流亡生涯。追寻德性（after virtue）在“德性之后” （after virtue）的日子里升华为流亡的理由。难怪霍克海默这位“天生的流亡者”（阿多尔诺语）这样承重地追问道：“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自始至终的目标就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这个彻底启蒙了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2](P43)。 二 20世纪末期，各种形式的守成主义占据了话语世界的大半领土，在荒原（艾略特所谓的Waste Land）上收拾着文明的碎片，播种着沉稳和理智，形成一种富有希望的古典意象。而启蒙话语的回归便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从许多现象可以推知，启蒙话语的回归与“后现代主义”的失败之间必定有某种极为切近的关联，或者就是互为因果。传统哲学的生命力得到了最近两百年思想史的无情考验，结果就如同18世纪人们对理性的批判却最终导致了理性的空前繁荣一样，传统哲学在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