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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如何赔偿无罪的犯罪嫌疑人 　　案例案情之一：1996年12月24日清晨，某部师职军官E某携妻子在分园河边散步时，E某的妻子不慎溺水，经抢救无效死亡。为此，军队保卫部门和地方公安机关分析，该案系他杀的可能性极大，于是，以E某和经营饭店的女老板A某（50岁）共同涉嫌“奸情杀人案”为由，分别立案侦查。1997年1月2日中午，某公安机关将A女用警车押至某公安派出所进行传讯，并对其住所搜查。同年1月3日，公安人员继续对A女留置审查，并将A女转押至某招待所审讯，1997年1月4日，正式宣布对A女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昼夜有多名军地干警及联防人员对A女监控。同年4月20日又变更监视居住为取保候审，直至同年10月30日解除取保候审。某公安机关以“办理刑事案件需要”为由，对A女监视居住，完全限制人身自由长达109天，取保候审193天，合计302天。 　　案例案情之二：A女经营的饭店生意几年来一直很“红火”。由于其“涉嫌杀人案”被监视居住和关押审讯，完全失去人身自由，饭店也随之被迫关门停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多万元人民币。 　　案例案情之三：关于某部师职军官E某和饭店女老板A某的“奸情杀人案”，经过连续几个月的侦查，A女和E某始终未承认有“合谋杀人”之情节，最后因证据不足而不能“定罪”，军队保卫部门和地方公安机关也依法分别撤销了对E某和A女的刑事立案侦查。但“奸情杀人案”的“社会新闻”，已在当地百姓中传得“满城风雨”，再加上A女被监视居住期间，为接受审讯曾连续几天几夜不能睡觉，并曾以绝食表示“抗议”……A女的名誉权和健康权，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案例案情之四：A女被解除取保候审后，便委托律师多次以口头和书面形式，向某公安机关提出交涉，要求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其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但某公安机关以侦查“涉嫌杀人案”是应“军队保卫部门要求提供协助”和“原负责刑事侦查此案的人员均已调离”为由，没有对A女提出的正当要求引起应有的重视并给予负责的答复。而军队保卫部门的态度是，A女“涉嫌杀人案”由地方公安机关管辖，其提出的赔偿请求与军队无关。 　　管辖冲突 　　由于某公安机关对A女采取监视居住的刑事侦查强制措施，不属于具体的行政行为，因而A女依法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同样的道理，由于监视居住是刑事侦查强制措施，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又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刑事赔偿范围，只限于对“错误拘留”或“错误逮捕”或“错误判罪”等侵犯公民人身权的情形才给予国家刑事赔偿，而对于“错误监视居住”是否给予国家刑事赔偿，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及其有关司法解释，没有具体的规定，有关法院开始也表示不予受理。因而A女也不能依法申请国家行政赔偿或国家刑事赔偿。 　　有鉴于此，A女只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1条关于“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于1998年2月19日向某公安机关提出民事赔偿申请，但该公安机关不予答复。在经过多次协商交涉无效的情况下，A女又于1998年3月21日正式向某基层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依法判令某公安机关为A女公开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向其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10万元人民币。 　　某基层法院接到A女的民事诉状后，感到很棘手。于是经“请示”上一级法院之后，于1998年7月31日（A女起诉已4个多月），以“A女与某公安机关之间不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本案不属于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对A女的起诉作出“本院不予受理”的民事裁定。但A女对该民事裁定表示不服，又于1998年8月10日依法提起上诉。直至1999年4月27日，A女在经过前后长达一年的焦虑等待和漫长企盼之后，才收到某基层法院的上一级法院以同样的“理由”作出的“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的终审裁定。 　　A女为此虽然感到失望，但她并没有绝望。仍通过多种形式，坚持不断地向中央和省、市各级人大、政法委、司法机关及其领导同志上访，有关部门及领导同志非常重视，均有“批示”。A女在尝试启动运用申请赔偿、民事诉讼、写信上访等程序，仍不能解决“维权”问题的情况下，经律师帮助，再次启动国家赔偿程序，于2000年5月10日，明确向某地两级公安机关申请国家刑事赔偿，但某公安机关不予答复。2000年12月13日，A女正式向某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国家刑事赔偿申请：（1）要求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其经济损失和其它损失12万元；（2）要求赔偿义务机关公开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 　　某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研究和“请示”有关方面后作出决定，“认为A女被某公安机关以监视居住为名，限制人身自由109天，属于羁押性质。某公安机关在解除对A女取保候审的决定书中，虽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