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理念程序——劳动教养立法的必解之结_1.docVIP

法理理念程序——劳动教养立法的必解之结 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 目前 面临着诸多 问题 和矛盾，而几乎所有的问题和矛盾又都和立法有关，劳动教养制度至今未能产生一部集实体、程序、组织为一体的 法律 ，实在是难以符合我国依法治国的目标要求和现实需要。立法的滞后，已使得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受到怀疑。（注：参见沈俊福：《关于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思考》，载《法学》1999年第7期。）《立法法》的出台和施行，更是加重了这种怀疑。人们进而怀疑起劳动教养制度的合法性。因为《立法法》第8条第5款明确 对于劳动教养制度至今只有行政法规而没有”法律”，在实践中其效力、权限不够的现实，我们有些同志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1957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是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因此，这个决定就不是单纯的“法规”而是“法律”。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个决定的制定主体是国务院而非全国人大，以国务院的名义制订的只能是行政法规而不可能是“法律”。而且，根据当时的宪法、那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无权制定法律。我国1954年第一部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制定法律”。那时我国的立法体制高度集中，立法权掌握在全国人大一个机关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没有国家立法权，因此，由不具有国家立法权的机关通过的行政法规也不可能上升为法律。（注：参见乔晓阳主编《立法法讲话》， 中国 民主法制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第10页。）《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尚且如此，那些未经过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决定》，《国务院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等，更是属于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依据这些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去操作劳动教养这一“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显然和《立法法》、《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处于一种冲突之中。 　　但是，说劳动教养制度没有法似乎又有些绝对，我国的有些单行性法律也提到了劳动教养。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第8条规定：“吸食、注射毒品成瘾的，除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外，予以强制戒除，进行 治疗 ， 教育 。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可以实行劳动教养，并在劳动教养中强制戒除”。《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2条规定：（一）、赌博或者为赌博提供条件的；（二）、制作、复制、出售、出租或者传播淫书、淫画、淫秽录相或其他淫秽物品的，……或者依照规定实行劳动教养。”《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4条规定：“对卖淫、嫖娼的可以由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强制集中进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产劳动、使之改掉恶习，期限为6个月至两年。”这些单行性法律中都有关于劳动教养的规定，但都是指的劳动教养的“用”，对劳动教养的“体”的规定则没有。从《立法法》第8条关于“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的本义理解，这种“法律”应是由“体”及“用”，“体”“用”结合，重点在“体”的法律，是如同《监狱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那样的有实体、有程序的法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劳动教养制度至今无“法”。 　　《立法法》的出台，使得劳动教养制度面临“有法则存、无法则废”的境地，立法已成了关系劳动教养制度生死存亡的迫在眉睫的问题。人们不禁要问，劳教立法和监狱立法几乎同时着手进行，可《监狱法》出台已逾6年，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而劳教立法则始终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这说明，劳教立法比监狱立法面临的问题更多，难度更大，立法的条件还不成熟。所谓“立法条件不成熟”，既包括实践上的不成熟，也包括认识上的不成熟。我国立法机关对立法的原则是：立法条件成熟，才能制定法律，否则决不能制定法律，因为在“不成熟”条件下制定的法律、不可能对实践产生有效的实际的 影响 。在关系到劳动教养的诸多“不成熟”中，劳动教养制度在法理、理念和程序等重大问题上存在着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劳动教养无法立法。换句话说，劳动教养立法的难易程度和进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因此，我认为：法理、理念、程序是劳教立法的必解之结。 　　一、劳动教养的法理问题 　　几十年来，支持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理由有如下几条：(1)劳动教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惩治违法犯罪的法律制度；(2)劳动教养的作用是管理《刑法》和《治安管理惩罚条例》之间的“中间地带”的违法犯罪；(3)劳动教养的对象是“罪行轻微”的违法犯罪分子，由于他们“不够或不追究刑事责任”，对他们若予以刑事处罚，则显得过重，若予以治安拘留，又显得太轻，而劳动教养对这些人则是度身定制，不轻不重，罚当其罪（过）。（注：参见《劳动教养基础知识》，群众出版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