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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保险法第六十四条的不完善性及其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被保险人死亡后，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一）没有指定受益人的；（二）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的；（三）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该规定中明确指出了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的适用情形及其处理方式，适用情形就是被保险人死亡后符合本条中的（一）至（三）项规定，保险金的处理方式则是按法定继承办理，中国人民银行《人身简易保险》第十三条也明确地规定“……没有指定受益人的或者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的，法定继承人就是受益人”，实践中也是照此办理的。我们认为保险法在此明确规定以法定继承这种唯一的遗产转移方式处理作为公民遗产的保险金，存在明显的不恰当性，值得探讨。 　　首先，保险法第六十四条在实践中有不能应对之情况 　　比如在人身保险理赔中，当被保险人死亡后，保险法第六十四条中所规定的三种情形同时出现后，而被保险人又没有任何法定继承人的情况下，如果按照此条的规定，必须按照法定继承方式处理保险金，保险人将找不到任何接受保险金的人。由于按照保险法的规定只有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才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如果没有无因管理发生，必然导致没有人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也不用赔付保险金，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明显构成不当得利；又由于保险法规定人寿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五年不行使而消灭，所以一旦五年的除斥期间一过，最终这笔钱将变成保险人的合法财产。而按照继承法的规定，无人继承又无人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这样按照继承法本该属于国家或者集体所有的财产最终落入保险人的腰包，损害了国家或者集体的利益。所以，保险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按照法定继承处理作为遗产的保险金，必然导致司法实践中一些漏洞的产生。 　　其次，该条做了继承法该做的事情，规定了不该规定的内容，超越了继承法 　　根据该条规定，保险金是被保险人的遗产，既然是“遗产”，就应该直接适用继承法的现成规定，因为我国继承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处理公民遗产的专门性法律，其效力远高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保险法，故继承法应当优先于保险法适用于对一切遗产的处理。我国继承法明确规定了公民死亡后遗产转移给他人的方式主要有法定继承、遗嘱继承、遗赠三种。此外，继承法还规定了另外三种遗产转移形式：其一，符合《继承法》第十四条规定的继承人以外的人可以分得遗产；其二，公民可以与他人订立遗赠抚养协议，从而转移公民死亡后的遗产；其三，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可见，该条规定明显缩小、限制了继承法所规定的遗产处理方式。 　　保险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还侵犯了公民处理自己遗产的权力，严重违反了私法自治的原则。选择哪种方式处理自己的遗产完全是被继承人自己的自由，处理遗产权作为公民的一项私权力，按照司法自治的原则，被继承人在此问题上只要不违反继承法就有绝对的处分权，不受任何干涉，他可以选择遗嘱方式处分遗产，也可以选择遗赠抚养协议的方式，而且相对于法定继承都有优先的效力。当被继承人生前没有遗嘱或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时，才能按照法定继承处理这种一般方式处理遗产。但保险法第六十三条明确规定以法定继承这种在处理遗产的方式中效力并非最先的一般性方式，作为唯一的处理作为公民遗产的保险金的方式，存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相抵触的严重情形，他否定了被保险人按遗嘱继承和遗赠以及遗赠抚养协议等方式处分自己遗产的权利，使被保险人同时又是投保人之遗产（保险金）只能向其继承人按法定继承处理，以对保险人的义务性规定大大限制了公民的遗产处分权，从而大大缩小了被保险人处分自己遗产（保险金）的权利。实践中有人立遗嘱吃力作为自己遗产的保险金，但遭到法院否定（参见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节目5月26日《遗嘱》）。 　　那么，到底该如何处理这种矛盾冲突呢？笔者认为，首先从保险法与继承法的效力级别来说，前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后者为全国人大制定，故从制定机关判别后者效力高于前者，二者发生冲突时显然应当适用后者作为处理依据。保险法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一般性法律，是不能违背作为全国人大制定的具有基本法地位的继承法的，效力级别低的法必须与效力级别高的法的基本原则保持一致，决不能有抵触，否则该低级法的相关规定无效。 　　同时，尽管保险法与继承法在对作为遗产的保险金的处理上有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但必须首先服从效力级别的规定，只有效力级别相同时特别法才能优于一般法。所以，在处理作为遗产的保险金的问题上，毫无疑义地应当以继承法作为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