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权合理限制的界限与我国公用征收制度的完善_0.docVIP

财产权合理限制的界限与我国公用征收制度的完善 [摘　要]财产权的限制是现行各国的通例，但是，对财产权的限制应当维持在一个较为合理的限度内。对于因公共利益而对财产权的过度限制，可能使财产权“掏空”并丧失价值。在此情况下，世界各国一般均将其作为公用征收对待，对财产权人予以合理补偿。但我国现行立法中，没有相关的规定，实践中则造成了对人民财产利益保护的不足，因此，应完善相关的 法律 、法规。 [关键词]财产权 合理限制 过度限制 公用征收 一、 问题 的提出 “财产权绝对原则”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与自由、平等、安全一起，被法国《人权宣言》宣称为“天赋人权”。它强调财产权人应享有绝对自由，禁止随意剥夺、限制财产权人的权利。此原则显然是与资本主义早期个人绝对自由观密不可分的。但随着19世纪末团体主义思潮的兴起，逐渐产生了财产权 社会 化思想，这种社会化思想认为，财产权人行使权利时，不应只为自身利益着想，还应当顾及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整体的进步。自19世纪末期起，社会本位的所有权思想逐渐取代个人本位的所有权思想，而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财产权应当承担社会义务，应受到一定限制的观点日渐普及。（注：参见梁慧星：《原始回归，真的可能吗？》，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第153条规定： “财产权由宪法予以保障，其 内容 及其限度，由法律定之。财产权负有义务，其行使应同时有利于公共福祉。”自此以后，世界各国有关财产权的立法莫不以财产权社会化思想为基础，对私人财产权加以限制。 毋庸置疑，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 的当今 中国 ，财产权的行使也并非是无限制的，财产权人权利的行使必须服从于社会公共利益，且需无害于他人。我国《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有时法律对财产权的限制过于严苛，以致财产权人已不能正常享受其权益。这时，对财产权的限制还具有合理性吗？如：（1）甘肃某县一农民承包大片荒地，贷款植树造林，在树木成材后，却由于该片林木被划为“三北防护林”而禁止砍伐。该农民要求政府征收，被当地机关拒绝；该农民要求经济补偿，却又缺少法律依据。 （2）湖南某乡镇的民居多为明清古建筑，被联合国定为世界 历史 文化遗产。于是当地居民被禁止随意改建房屋。因修缮旧宅费用较大，某居民遂在房屋损坏后申请政府补助遭拒绝的情况下，自行重建，破坏了原有形态，竟被公安机关予以拘留。 上述两案例中，当事人的财产权之所以受到如此严格的限制，实际上都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或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或是为了保护历史文化。既然是出于公共利益而牺牲了个别人的财产权，从社会整体效益上讲，该限制亦未尝不是正当的。然问题在于，维护生态环境、保护历史文化是为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但为之所付出的代价却是由少数社会成员来承担的。相对于其他社会成员，这些社会成员为公共利益做出了“特别牺牲”。按照公法中的公用征收 理论 ，如果某社会成员为了社会公共利益而做出了“特别牺牲”，此时，从保障公民财产权不受侵犯以及社会成员共同负担社会责任原则出发，国家应代表整个社会对做出“特别牺牲”的社会成员予以补偿。（注：有关公用征收的理论可参见陈新民：《宪法基本权利之基本理论》（上）， 台湾 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285页以下。）我们前例中的当事人事实上亦是申请政府予以补偿的，但遭到了拒绝。那么，在财产权未被剥夺而只是遭到严格限制时，应当算作是财产权的合理限制，还应当算作是公用征收呢？若是前者，无需给予补偿；若是后者，应给予及时、充分的补偿。 二、德、美两国公用征收制度的考察 判断对财产权的限制能否引起公用征收的关键是明确公用征收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考察西方发达国家的公用征收概念，笔者发现，各国最初均只承认对财产权予以剥夺的征收，但随着 时代 的进步，各国 目前 均承认了因财产权过度限制而产生的征收。下面以德、美两国为代表予以说明。 在德国，公用征收制度最初起源于19世纪，其时被称为“古典征收概念”。它是指基于公共福祉之目的，由行政机关依据法律做成行政处分，将私有财产（主要是土地所有权）予以剥夺，并移转于某特定之公用事业，同时给予被征收人完全之补偿。此时的公用征收实质上是一种财产权利的买卖，作用上有如 “强制收买”。 至20世纪初，德国《魏玛宪法》颁布，德国法上的征收概念被予以扩张，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征收之客体不限于有体物，除土地或动产，尚扩及具有财产价值之权利，如债权、著作权等；（2）征收之法律方式不限于以行政处分为之，尚包括直接以法律规定征收之；（3）征收之目的不以满足某特定公用事业之需要为限，尚包括有利于一般之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