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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香港和内地有何差异 　　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内地与香港的司法交往与司法协助日益增多。但两地在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却存有较大差异。因此，研究比较香港与内地有关非法证据的处理规则，有利于促进相互的了解和吸收，对内地的证据立法也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香港和内地在对非法取得的证据的处理上，其立法及其本质，是存在相同之处的，这是两地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有效司法协助的基础。笔者试对非法证据在香港和内地刑事诉讼中的处理规定比较探讨如下： 　　■香港刑事诉讼中对非法证据的有关处理规则 　　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的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采用违法方法获取的证据材料。从广义上讲，非法证据泛指采用违法的方法所收集的一切言词和实物证据材料。 　　香港的法律其起源是法律的被动移植，在其刑事诉讼中，在对非法证据的处理上，仍沿用旧的普通法判例和传统。表现在： 　　1.对以非法或不正当的方式采集的被告人陈述即自白证据的处理。 　　首先，普通法确立的基本原则是自白证据并不因其采集的方法或程序上的非法性而归于无效。自白证据的可采性以其具有可靠性为标准。其可靠性首先表现为自白证据的真实有效性。其真实有效性首要的是相关性，而非证据的来源或产生的方法。 　　其次，其真实有效性表现为这种证据的产生要符合自由和自愿精神。如果被告人的自白是非自愿作出的，即使该证据最终能够经过审判程序被认定为有证明价值的证据，也将因其采集的非自愿性而有损于证据的可靠性而不具有可容许性。或者，即使控方有能力证明其可靠性的存在，也会因其有可能所具有的证明价值可能使陪审团产生不合理的偏见，使被告人得不到公正审判而被排除。但是在现代意义上，普通法对排除非法取得的被告人陈述的理由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和修正。即还包括对以非法方法取得的被告人陈述予以排除的理由不仅是为了保证其陈述的可靠性，而且是为了保证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的权利及文明社会中对警察行为合法性的要求。 　　因此，控方在提出证据的过程中，必须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去证明被告人陈述取得的自愿性。由此可见，在对以非法方法取得的被告人陈述的处理上，普通法及香港法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 　　2.对以非法方法取得各种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的处理。 　　总体而言，其处理原则与非法自白证据是相同的，即非法实物证据获取方法的非法性本身并不直接导致该证据的不可采纳，法庭关心的仍然是该证据的相关性而非它的来源或产生的方式。如果该物证或书证的取得是来源于已被排除的被告人口供，只有在其证明价值大于其可能产生的负作用，如会对被告人带来不公正或对陪审团造成误导的情况下，法官才可根据其自由裁量权予以排除，而非当然直接导致该实物证据的排除，这一点在以侦查陷阱或秘密侦查方法取得的证据的处理上表现尤其明显。 　　总之，在香港，如果获取的证据具有相关性即具有证明案情的能力，不能因取证方法的非法性而排除这种证据。但其运用如与审判的公正性相悖，如该证据的证明价值已被事实审的偏见思想对被告人可能造成不利影响，法官可根据自由裁量权加以排除。而检验是否对被告人造成不利影响的最主要和关键标准是是否侵犯了被告人的沉默权和是否严重侵犯了其他与被告人人身权利、自愿陈述、隐私权等基本权利。 　　■我国内地有关非法证据处理的规定 　　我国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对非法取证选择持彻底否定态度。例如，我国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不受逮捕。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等等。 　　因此，从立法层面上讲，我国立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对刑讯逼供、诱供以及其他非法手段获取言词证据是明确禁止的。其存在的不足在于刑事诉讼法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不明确，对非法取得的物证是否可以采证，对刑事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可否采证，没有明确的规定，对刑事非法取得的口供排除规则没有与其他证据规则配合，导致在司法实践层面上法官是否有裁量权对口供以外的其他非法证据加以排除？如果有，其自由裁量权有多大？并没有指导性的规定。这些在现实的层面上造成了非法证据排除处理规则的缺失。 　　■两地非法证据处理规则的比较与思考 　　1.立法层面的比较与思考。从上文可以看出，内地在立法层面上对非法证据的处理其本质上与香港对以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的处理原则是相同的，即对以侵犯被告人、被害人、证人的基本人权方式取得的陈述都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以非法方式取得的实物证据，都没有一概加以排除，而是区分情况，有条件地使用。尽管这一点在内地的立法中还缺乏相应的规定，香港也仅有一原则规定，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