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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人才培养与管理思想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有着历史久远、丰富的治国安邦之道，在如何选人用人及管理方面，都有着丰富的思想与实践经验。总结这些思想与经验，对做好现代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工作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古代以儒学为主主流的诸子百家，在论及为政、治民、兴邦、创业等问题时，十分推崇人本主义，表达出了丰富的尊重、关怀、爱惜人的思想。 一、 人才的选拔 人才选择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事业的成败，我国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都注意找贤纳士、延揽人才。选人思想主要体现在选人的标准、吸引人的条件与选人的方法等方面。 选人标准历来是人事管理中的根本问题。古代许多学者非常强调人才兼备的选人标准。其中最著名的是司马光的思想。德与才之间并非并列的关系。司马光认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师也”，阐述了德与才之间是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这个看法颇为深刻。司马光进而分析了不同人的德才素质，认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与颠覆者多矣。” 德才兼备的选人标准是我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有德有才的人，往往也是有思想、有个性的人。对于这类贤才，瞎指挥或命令式的管理是不能奏效的，因此墨子讲“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道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孔子也提出“君子不器”的观点，不能把人才当做器具使用，而应以礼相待，尊重他们的人格，承认他们的自主权。 杰出的人才虽然不是惟命是从的人，但只要以礼相待，即尊重他们，就能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管仲说：“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而争人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圣王卑礼以下先天下之贤”，意即高明的统治者应甘心居于贤人之下，这就是“礼贤下士”。他还说：对贤者要“亲之以仁，养之以义，报之以德，结之以信，待之以礼”。这里说所的“仁、义、德、信、礼”主要是指对人才要关心、要尊重、要信用。老子说：“善??人者为之下”，认为善于用人的人，待人必谦下，不盛气凌人。孔子也说：“群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认为只有国君做到了以礼待臣，臣子才会忠心地辅佐君主。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以礼招才”思想，已被历史证明是非常正确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礼遇、尊重比高官厚禄更能吸引人才。 考核是选人的一个重要环节，没有严格的考核，就难以区分贤愚优劣，也难于做到合理运用。管仲有一句名言：“成器不课不用，不试不藏。”即对于人才，不经过严格考核不加以任用，不经过试用，不作为人才储备。 古代考核的办法主要有考试、招贤、自荐与推荐。西周是通过逐级考试选择人才，入仕考试分三级五等进行：先由乡大夫进行“秀士”、“选士”的考试，再由司徒进行“俊士”、“造土”的考试；最后由学政大司从“造士”中选出优秀者交司马量才录用，别录用者称“进士”。先秦时期主要是通过国君派人直接招贤或出榜招贤的方式选择人才，在春秋战国时期，自荐也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方式，如“毛遂自荐”已成为人人皆知的历史故事。孔子、孟子、管仲等人主张推荐，推荐的方式有官员举荐，贤人举荐和群众举荐等。 举荐选拔有赖于对人才的全面考察。古代考察人才的具体方法有耳听、口问、考言、视声、视色、察情、观诚、观友、观隐与综合分析等。如孔子主张“听其言而观其行，退而省其私”；诸葛亮提出“七观法”：“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资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期之以事而观其信。”这些考察人才的方法为古代正确选择人才提供了依据，也为现代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提供了借鉴。 二、人才的使用 我国古代许多政治家与思想家深知合理用人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作用，提出了许多宝贵的用人思想。 古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把任用贤能之士看作治国之首物，为政之根本。如墨子指出“尚贤者，政之本也”，唐太宗讲“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明太祖朱元璋将这一思想发展的更为具体，他说：“构大厦者，必资于众工；治天下者，必赖于群才。”他把“治天下”比作“构大厦”，盖大楼是百年大计，靠的是一大批有精湛技艺的工匠；“治天下”更是长远大计，靠的是一大批善于治国的人才。 “贤”主要是指人的思想境界、道德品质；“能”重要是指人解决问题、完成任务的本领。荀子提出“无能不官”、“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认为没有能力的人不能任命为官吏，对于每个官吏的等级地位，要与他们的贤能程度相当，这也就是“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管仲主张“察能授官”，是使用人才的总原则，认为“授事以能，则人上功。”“毋强不能，毋靠不知，与不可，强不能，靠不知，谓之劳而无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