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南方,我常常热泪横流.docVIP

面对南方,我常常热泪横流 　　1993年正月初八，这个象征吉祥而发达的日子，我在永川火车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挤上了成都开往广州的火车。旅途劳累了三天三夜，但到了广州火车站竟“栽”了，身上仅有的盘缠和行李被一帮歹徒洗劫一空。 　　深夜11点多，寒风料峭，夜凉如水。身无分文的我既失去了惠州朋友的电话号码，又忘了通联地址，只有流落广州街头。带着饥饿和疲惫，以及遭劫后的失意，我在广州一家建筑工地的窝棚里睡了6天6夜，幸好在一个垃圾堆旁捡到一张破旧不堪的《羊城晚报》，让我豁然看到一幅广珠公路示意图：广州――中山――珠海。猛然想起了在中山打工的文友文江。于是，我舍近求远，从广州步行到中山，走了三天三夜。可到中山10多天的时间里，我只吃过一个盒饭，其余全靠捡烂桔子以及喝自来水充饥。 　　恶梦醒来是清晨，到中山我找到了我曾发表过小说与诗歌的《香山报》编辑部，在刘居上和林风群编辑的帮助下，既而又找到了在中山沙溪镇打工的鄢文江朋友和石岐印刷厂打工的孙靓小姐。得到了文江朋友和孙小姐的大力帮助，特别是文江朋友，他向厂里请了两天假，整天用自行车载着我四处找工，但在我一无文凭，二无身份证，三没有任何技术的情况下，一次次找工都失望而归。文江朋友只好出最后一招：因他在中山市作协年会上认识了一位文友方君，方君性格直爽，乐于助人。他在市中区党委办公室任副主任，下辖管着很多企业，与方先生见面交谈后，他很同情我的遭遇，并当即慷慨解襄，给我100元生活费，还把我介绍到了中区工艺厂上班。从此，我开始了打工生涯。 　　所谓工艺厂，其实就是制衣厂。对于制衣一窍不通的我，只有整天坐在车位上练机，反反复复地缝曲直线和缝袋。由于我的身体还很虚脱，脸色惨白，整天显得浑浑噩噩，厂里常缺货，经常放假。一个多月过去了，车间主任仍没有发成品给我做，我哪像在制衣厂工作?其实就是在这儿“疗养”。还好，不上班的日子，也许是苦难催我奋发，机遇给了我灵感，我夜以继日地创作，创作了一些诗歌，又将自己的那段苦难经历写成了小说，当我洋洋洒洒三万多字的小说脱稿时，正好在这家厂呆了两个月零一天。就在这一天，厂部宣布了一个让人沮丧的消息：放“长假”――关门大吉。也同时在这一天，我收到惠州朋友阿文发来的电报。阿文告诉我已经联系好一份工作，要我急速赶过去。 　　到了惠州，我当了一名保安。但不足半年，很多繁琐的事情接踵而来，由于我们宿舍的保安管理500多人，虽说是3个保安8小时三班制，但宿舍里有“内贼”，工友们的物品和钱财常常被盗，宿舍里有打架斗殴的现象。内困外扰，治安条件非常差。我们3个保安除了身上穿着堂而皇之的一身制服外，其实连警棍、对讲机什么都没有。于是，我们常常遭到外面成群结队烂仔的威胁，他们很蛮横地想到宿舍“勾女”，好在我们3个保安非常团结，同时也借助当地朋友的力量，力图将工作做得更好。 　　当保安虽然如此尽心尽职，但宿舍里个别心胸狭窄的女工，就连晾在阳台上的一件连衣裙或一个胸罩被大风刮走了，也要到人事部告状，我们忍辱负重地让老总训话。我已厌倦了这份当保安的工作。更给我们带来麻烦的是：管我们的头儿，在宿舍里养了一只金丝鸟，要我们保安给她做保护神，头儿天天指使保安给她到饭店买饭。虽然个个保安都极不情愿，但县官不如现管，只好忍气吞声。不过，没多久，养金丝鸟的事让公司老总知道了，头儿也被炒了鱿鱼。而我们由于两个宿舍合并，所以要精简保安，我们拿国企厂一句时髦的话说，不是炒鱿鱼，那叫“下岗”。 　　我带着沉甸甸的行李与被炒鱿鱼的失落心情，住进了惠环镇中星村的一间出租屋。直到1995年5月，我才在一位女老乡的引荐下，进了陈江镇直昌灯饰厂，分配到了电镀车间。在电镀车间上班，因为各种化学毒性很大，上班要穿水靴鞋，戴手套。据说有一种放射性元素，会杀死细胞。曾经在这车间当了三年班长的阿赖，与妻子结婚二年多，没有生育，怪罪于这种工作的性质。于是，工友们谈虎色变。但我来这灯饰厂干了6个多月时间，在这个厂打工期间，我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其中一首名叫《一位打工妹的征婚启事》，刊登在1994年9月号的《打工族》(原名《外来工》)，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在短短的几个月内，竟收到3000多封读者来信。那时候，我已经成了整个工业区的“名人”，连送信的邮递员也问：徐非是个什么人，成天那么多信?而大腹便便的台湾老板也来流水线上“接见”我。我也已收到远自上海、海南、广东各地的读者朋友来信。原来他们都把这首诗当成了真正的“征婚启事”，把我当成了“征婚启事”中的主人翁，或者宁信我是为别人写的“征婚启事”。后来，我参加在中山市召开的“首届打工文学创作笔会”，会上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孙玉红的采访，她采写的《征婚之诗，引来三千宠爱》，发表在《羊城晚报》2版综合新闻的头条。随后，《诗刊》、《今晚报》、《哈尔滨晚报》、《作家文摘》、《四川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