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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释论看物权行为与中国民法 　　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物权行为的无因性是德国民法的特有理论，中国的许多学者认为，我国现行法确立了物权行为制度，笔者对此持有异议，并想从解释论的角度予以辨明。 　　一、如何解释我国《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的规定，我国《合同法》第133条的规定 　　有些赞同中国民法采取了物权行为理论的学者（以下简称为肯定论者），认为《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关于“按照合同或者其他方式合法取得财产”的规定、《合同法》第133条关于“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的规定等条文，是否承认了独立的物权意思，未予明确。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所处的位置来确定所谓“合同”的性质。“按照合同”取得所有权，显然要求有关于取得所有权的合意，该合意属于物权合意。〔1〕由于《合同法》第2条关于合同的界定未排除物权合同，所以，《合同法》第51条所谓合同的效力待定是指物权合同的效力待定。〔2〕 　　对此观点，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分析和评论。 　　首先，如果立法者制定《民法通则》时并未考虑承认还是否定物权行为，其第72条第2款并未否定物权意思表示之语，只是在陈述客观现象，那么，笔者没有异议。如果论者把当事人双方关于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合意，作为构成买卖等合同的意思表示的组成部分，换言之，形成买卖等合同的效果意思由两部分构成，即由发生债权债务的效果意思和引发物权变动的效果意思组成，那么，笔者表示赞同。但如果论者是在遵循《民法通则》未否认物权行为，其第72条第2款就是规定了物权合意，承认了物权行为的逻辑，那么，笔者则持有不同见解。 　　该观点及其逻辑的不妥，表现在它极不周延。其例证之一是，中国民法未明确表态否认约因制度（consideration），《民法通则》第4条关于民事活动应当遵循有偿原则的规定，《合同法》第186条第1款关于任意撤销赠与的规定，以及其他有关条款的规定，与约因制度的精神及功能相像，是否就解释为承认了约因制度？恐怕多作否定的回答。其例证之二是，中国民法未明确表态否认亲权制度，《民法通则》第16条至第19条以及第133条关于监护的规定，与亲权制度的许多内容重合，是否就解释为对亲权制度的承认？通说同样持否定意见。其例证之三是，中国民法未明确表态否定“口头证据规则”（parolevidencerule），《合同法》第61条和第125条关于合同解释的规定，有些方面与“口头证据规则”的内容或功能相符，是否就解释为承认了“口头证据规则”？至今未见有人如此表达。 　　其次，如果此处所谓“物权合意”属于物权行为范畴，那么，笔者认为这是曲解了《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规定的本意，忽视了相关制度未体现出物权行为理论这一事实。 　　由于法律制度并不是由各个具体的法律规范相加而成的总和，而是一个内容连贯的规则体系，其中的每一项规范都有其特别的意义。因此，我们不仅要正确理解各个用语或句子的意义，同时还必须正确理解某些规则的意义以及各项规则之间的关系。我们“适用”的不仅仅是某一个别的法律文句，而是整个法律规则，有时甚至同时适用若干项法律规则。所以，解释法律不仅要揭示某个具体的用语的意义，而且往往要说明整个规则组合的意义以及各个规范之间的关系。〔3〕这个思想及方法具体运用到解释《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的规定、《合同法》第133条的规定上，就形成这样的结论：如果这些法律规定承认了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那么，在相当的民法领域必然有相应的体现，相关的民法制度必须予以衔接和配合，否则，就不宜得出法律承认了物权行为制度的结论。事实是，我国现行法在相关制度上无此衔接和配合，兹分析如下： 　　（一）法律行为无效的原因 　　《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第5项规定，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合同法》第52条第4项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它们适用于包括各类合同在内的一切民事行为。假如按照上述物权行为肯定论者的解释，我国法确立了物权行为制度的话，它们也适用于物权行为。这样一来，问题便发生了：物权行为在于履行债务，仅具技术性，伦理上为中立，不发生其内容是否背于公序良俗之问题，物权行为本身仍属有效，基于无因性之理论，并不受原因行为（私娼馆买卖）无效之影响。〔4〕物权行为是否独立实在是一个高度技术性的选择，完全不涉及任何价值理念的选择。〔5〕就是说，买卖合同等“债权行为”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违反者无效，但在“债权行为”被确认为无效之前，因履行它而形成的物权行为不受其影响，即依然有效。〔6〕事实是，《民法通则》第58条和《合同法》第52条未作这样的区分，民事行为因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无效场合，没有例外承认什么物权行为依然有效。这表明，物权行为肯定论者对《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和《合同法》第133条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