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穷富病”与“增人减效”现象.docVIP

论“穷富病”与“增人减效”现象 　　一位智者，一位使徒般的跋涉者，历时十年奔走于黄河上下中原大地，在城镇，在乡间，在地方官员的厅堂里，在普通农民的炕头上，他“望、闻、问、切”，观察、体验、咀嚼生活，逼近生活的真相，诊断生活中的病症。十年不鸣，一鸣惊人，终于将一本洋洋六十万言的日记体社会考察报告《黄河边的中国》奉献于一切关注社会、关注生活的人面前。 　　作者曹锦清教授为我们如实描述了“黄河边的中国”，即中国人口、土地资源、市场资源最为广大与集中的地区――中原地区的当代社会风貌，堪称一幅社会全景画。 　　二十多年来，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人们感受到了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生活的面貌确实发生了很大改变。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当年我在北京近郊的东北旺公社上地大队插队落户，这里虽地处京畿但毕竟是农村，与近在咫尺的城市有着质的差别。而今天这里已经变成了闻名遐迩的信息产业基地，号称中国的“硅谷”，国内外最前卫的高科技企业纷纷进驻，区内已是道路纵横，广厦林立，原来的田园农舍踪影皆无。作为曾经落户于此的“原住民”所感受到的变化之大，用天壤之别似乎都不足以形容。三年前在上海过中秋节，应朋友之邀上“东方明珠”赏月。黄昏时分，大上海渐渐沉入暮霭之中，栉比鳞次的高楼却浮出于暮霭之上，直通天际。俄顷，华灯初放，与月色交辉，浮光跃金，灿烂一片。浦江夜景比曼哈顿更显辽阔，浦江夜色比新加坡更为疏朗。怪不得克林顿的女儿到了上海都感到“很兴奋”。然而，这并不是中国的全貌，这只是“黄浦江边的中国”。 　　曹先生所见的和为我们展示的“黄河边的中国”是另一番景象。这里的农村应当说也有了发展变化，但基本限于能“吃上白馍”。一些地方竟依然保留着终年不吃菜的习惯。“一般农民虽然盖起了新房，但里面空荡荡的，没有几样值钱的东西。”多数农民生活的目标与样式仍然没能超越延续了千年的传统――“一生积累，只为了盖房、娶亲这两件事。” 　　曹先生甚至不辞繁琐地为读者记录了一份普通农民一日三餐的食谱：“早饭：面汤加红薯，农忙时节加馍。通常无菜肴，或有一点自制咸菜。中饭：面条。面条分两类：一是红薯粉制的面条，一是小麦粉制的面条。晚饭与早饭相似。”看来广大农民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穷病”。 　　“穷病”尚未治愈，“富病”却不期而至。所谓“富病”即“饱暖思淫欲”之病。这些年来信奉“唯物主义”的我们总把“仓廪实而知礼节”的俗套挂在嘴边，但又得到多少实证呢?倒是曹先生走访的那位深谙民情的老孟道出了一些实情――“既富之后，吃喝嫖赌之风大盛。”广为流传的民谚形容干部中不少人“早上围着轮子转，中午围着盘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而农村中“鸡叫不论更，男女分不清。猫狗争着养，公婆扔出门”的民谚也不胫而走。不少先行富裕起来的农民沉溺于赌博，原本比较朴素保守的乡镇、县城如今也有了光怪陆离、拥红依翠的逍遥去处。河南某县的刘县长更把“唯物主义”精彩诠释为“唯财物主义”，更似揭示出了某种真谛。这位县长追问道：“举世若狂，围着金钱转，何能独独叫有权的大小官吏守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而甘居清贫?” 　　这几年，人们似乎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河南这地界上老“出事”。看过《黄河边的中国》，你就不会对河南总是出事感到奇怪了。河南恰好处于“黄河边的中国”与“黄浦江边的中国”的交接、交汇之地。一边是欣欣向荣、日渐富裕的沿海开放地带。这里幸运的人士们早已告别了穷困，搭上了“先富裕起来”的头班车。这里的人们见面的时候早已废弃了原先常用的问候语“你吃了没有”，代之以“你发了没有?”而另一边，在河南的农村，有的农民在农忙季节还喝不起“酱粥”。先富的人们与贫困的人们，“黄浦江边的中国”与“黄河边的中国”反差如此强烈，怎能让人无动于衷呢?!况且中原大地上随处可见的标语“谁致富，谁光荣；谁贫穷，谁无能”，可谓触目惊心、振聋发聩，绝不容你再知足常乐、安贫乐道。于是，中原大地上的“穷富病”便大肆流行起来。 　　“穷富病”者，穷而急富之病也。曹先生经年“潜行”于中原的田野、乡村，最强烈的感受莫过于沸腾于民间与人民内心的竞比之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求富之心更为迫切，此乃“人性”，本无须倡导。但多年来，各级政府竟不遗余力、层层加码，大搞“官逼民富”。现代传媒也着力“启蒙”，威力强大的电视为淳朴的乡民制造了城里人的“现代生活”图景，更是引得人们怦然心动、趋之若骛。如果留意的话，在《黄河边的中国》里常有这般情景：农家堂屋里半裸的挂历女郎占据了原来属于吉庆有余的年画的位置；依门而立的农家女精心涂抹着指甲油，想“把自己打扮得像城里人一样”。但是，不独曹教授，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客观上，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无法在城市中找到属于她们自己的生存空间”。于是，“这批‘既回不了乡村’又‘进不了城市’的新一代农家子弟将在何处‘安身立命”’就成了很大的问题。 　　巨大的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