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20世纪50―70年代文学中“劳动+恋爱”的爱情模式.docVIP

试谈20世纪50―70年代文学中“劳动+恋爱”的爱情模式 　　摘 要：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中，“爱情”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情感形式”。劳动是“爱情”存在与发生的基础与来源。劳动价值的大小与劳动积极性的高低成为青年男女在婚恋选择中最直接和主要的衡量标准。从而形成了50―70年代文学爱情书写中独特的“劳动+恋爱”的叙事模式。 　　关键词： 劳动 爱情 模式 　　20世纪50―70年代文学中，出现了异于以往任何时代的独特的爱情婚姻观：“两个人对待新社会，对待劳动的看法基本上要相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是要为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因此，我们所找的对象要适合自己共同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同志。”[1]它打破了几千年以来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顺从而盲目的择偶方式，追求与彰显“自由恋爱”、“自主婚姻”;它改变了传统道德伦理中的“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的秩序规范，宣扬与认可“男女平等”、“互帮互助”的社会风尚;它舍弃了以往文学中缠绵悱恻、刻骨铭心的忧伤风格，形成了一种纯净、质朴、羞涩、欢快等美学特征。而这一切的改变都源于一个前提：这样的“爱情”是发生在劳动“场域”之中的。劳动是“爱情”存在与发生的基础与来源。劳动价值标准是青年男女在婚恋选择中最直截了当、天经地义的准则。“劳动”成为男女青年爱情萌发的场所和契机，同时是爱情合法的政治和道德保证。 　　一、劳动为爱情产生提供了契机 　　“在我国几千年漫长的封建历史上，形成了婚姻的缔结应当首先服从家族和社会需要的传统观念，法律将婚姻决定权赋予婚姻当事人的家长，特别是双方的父母，而结婚双方却没有自由缔结婚姻的权利”[2]。尤其对于女性而言，《礼记》上说：“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子不得宜其妻。”女性在恋爱婚姻中自古以来都是被动而盲目的，她们被挑选被抛弃，从未有自主权利。尽管“五四”以来的女性解放宣扬平等与自由，但是，实际上，真正解放的只是那些少数城市中的精英女性，而对于社会中的绝大部分女性，尤其是城市底层和农村的广大女性而言，她们依然生活在封闭的家庭牢笼中，犹如井底之蛙，对自己的爱情、婚姻，无能为力。而这一令人窒息的状况的打破，得益于劳动意识的盛行及劳动方式的改变。当集体劳动打破了家庭的藩篱，从未跨出门槛的女性，得以惊异而自由地打量生活其中却从未欣赏过的世界。从封闭的个体劳动走向集体劳动，不但开阔了女性的视野，还增加了与社会及社会其他成员接触的机会，使爱情变得有选择有目标。骆宾基的《父女俩》中讲述了一个名叫“香姐儿”的年轻妇女的故事。香姐儿命运坎坷，年纪轻轻就守了寡，靠摆豆腐摊独自抚养儿子长大。生活的艰难一度让她失去信心，就打算按照父辈的伦理期望，守节不嫁，孤独终老。但是，后来油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使她获得了民兵队长张达的爱，重新开始了幸福的生活。集体化劳动推动了女性的解放历程，改变了传统的婚恋模式。正如有些学者所言：“由于合作化运动扩大了人与人的交往，打破了一家一户小农经济比较狭隘封闭的格局，香姐儿终于有机会冲破传统的限制，与自己所爱的人结了婚。”[3] 　　集体劳动的方式不仅为爱情的发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与机遇，更重要的是赋予了青年人选择爱情，自主婚姻的资本。自古以来，“父母之命”的盛行，除去传统的“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之外，最主要的是在封建家庭中，子是作为父的附属品而存在的，没有经济自主权的子只能对威严的父言听计从。而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对于劳动力的极大渴求，越来越多的年轻男女走出家庭，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但靠自己的劳动获得对自身力量和信心的肯定，并且劳动还创造了财富，劳动带来了生产价值，带来了工分。因为年富力强，他们甚至比年迈的父辈在劳动的耕耘上收获更多的回报。因此，在一个崇尚劳动价值的时代，工分的多寡相应地预示着话语权的多少。经济基础的稳固与自信，进一步促进了爱情婚恋的自主性。《汾水东流》中的杜红莲之所以敢于反抗继父给她安排的包办婚姻，离家出走，追求自己的幸福，很大程度上源于?济的独立与劳动能力的自信。当她的继父拿抚养她多年所花费的金钱要挟她、阻挠她离家时，她理直气壮地反驳道：“就打上我念书那几年白吃你的饭，我退了学在家里也没有少动弹。不要说我还带的五亩地，你要真想算饭钱的话，我还想算算工钱哪！有这几年的工钱也满顶住你的饭钱了。”[4]由此可见，劳动能力与收益让这些年轻的子辈们底气十足地追逐属于自己的幸福爱情。在这种婚恋模式中，青年男女不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牺牲品，被动而无奈地接受自己的命运，而是自主地挑选自己的伴侣。 　　二、劳动为爱情产生提供了场所 　　在50-70年代的劳动书写中，爱情播种、发芽、开花、结果的过程，与劳动生产过程往往联系在一起。劳动成为爱情生长的一片沃土。年轻男女不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