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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自由及其敌人：审批学术、等级学术 　　学术自由何为 作为一项学术活动的伦理原则，学术自由的形成历经数百年，中世纪中后期学术逐步走出宗教的阴影，1670年斯宾洛莎提出“探讨的自由”(libertas philosophandi)，认为人“根据最高的 自然 法则为其思想的主人”。[1] 他的这一主张在启蒙运动中被广泛接受，经洪堡、施莱尔马赫、费希特等人的宣扬和诠释，日渐成为十九世纪初以后德国大学的核心大学观之一，其他的三个为“修养、 科学 、寂寞”。由于德国在当时引领着大学的潮流，美国有大批学生赴德国求学，并按德国模式建立和改造大学，学术自由随之输入。在 中国 ，传播学术自由思想的主将当推蔡元培，他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在北京大学实行“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后被概括成“兼容并包”原则，至今还为人大书特书。[2] 在 法律 上，115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颁布一项法令，以保证学者不因学术活动而招致惩罚，但学术自由首先由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第142条所明确肯定，1966年联合国的《 经济 、 社会 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载明：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尊重进行科学 研究 和创造性活动所不可缺少的自由，与之紧密相连的是《公民权利和 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关于思想自由，第19条关于主张自由和发表自由的规定。中国宪法第47条：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和文学 艺术 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构成学术自由在中国的宪法基础。据马尔赛文等，至1975年有34部宪法规定了学术自由。[3] 由于学术主要由大学承担，学术自由在十九世纪一是指教授的自由，一是指 学习 的自由，达尔曼说过：对教师，意味着在其职业范围内有权讲授他所认为正确和好的 内容 ，因为科学的真理非法律所裁决的对象；对大学生，意味着根据自己或得自他人的观点选择课程和教师的权利。[4]蒙罗的学术自由是指大学教师有发表、讨论学术意见而免于被除识(名)之恐惧的自由。[5]学术自由是从事学术活动的人的基本精神环境，如同他必备的基本物质工作条件，这是因为大学是一个知识共同体，一个精神家园，学术自由并非学人的什么特权，而是实现其知识创新、光大精神之使命的途径，最终有利于人类的福祉。 学术自由的正面意义，常常可从学术不自由的负面作用中来加深体会和珍惜。 学术自由的敌人 学术自由有许多敌人。中世纪宗教弥天盖地，有大学而学术仅为神学的婢女，自由更无以安身。借助世俗政治战胜神学教权之力，学术摆脱宗教的束缚，自由隐约闪现，但很快为政治的利维坦巨兽所掌握。二十世纪东西方甚至不约而同地书写了学术屈从于政治、向权势献媚最不光彩的几页：包括海德格尔、施米特在内的一大批学者倒向纳粹政权，李森科的科学专制主义一时甚嚣尘上，冯友兰、周一良“书生意气”为反文化运动加冕……今天，在中国，学术自由的敌人仍是来自政治，但表现形式主要不是高压、专制，而是与官僚政治结合在一起的审批学术、等级学术。 让我们先来看一杂志上刊登的两个国内著名大学的简介：[6] 其一：“ 目前 拥有国家级重点学科6个，省级重点学科22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2个， 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4个，卫生部重点实验室1个，省级重点实验室14个；国家工程技术推广中心1个，省级工程技术推广中心8个；国家基础学科科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基地3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1个，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3个。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8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专业74个，博士后流动站9个，硕士点155个，并拥有法律硕士、工商管理硕士、工程硕士、临床医学硕士和博士、口腔医学硕士等5个专业学位授权点。” 其二：“拥有51个本科专业，87个硕士点，47个博士点，10个一级学科授权点，11个博士后流动站。有国家重点学科11个；国家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7个，省市级重点学科11个。……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6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2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1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8人，博士生指导教师232人，教授501人，副教授642人。” 转贴于论文联盟 这基本上是各大学简介的模式，它亮出了各大学引为骄傲的“亮点”，也是各大学一拼高低的本钱，而比这一组组“数字化”的“亮点”更值得介绍的各大学的学术成果，尤其是原创性成果，反倒不得而知。也许我们还能体会到这些重点学科、基地、硕士博士点、博导、院士、学科评议组成员的在 中国 的意义，却不知道如果去进行时下流行的国际比较，这些指标，例如，国家人文 社会 科学 重点 研究 基地，是否就是原创性成果的代称呢? 能否将它们作这样的等同姑且不论，这些重点学科、基地、硕士博士点，还有名目繁多的国家级、省部级、校级、院系级研究项目的产生过程就值得认真反思。“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