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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律疏议〕的历史地位
论《唐律疏议》的历史地位
外语学院 赵亮 1117160110
《唐律疏议》是中国唐代刑律及其疏注的合编经验据《宋史?刑法志》说: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则有编敕。这说明两点:一是宋朝法律大抵承袭唐朝;二是宋朝自身的法制特色在于编敕,但实际上也是沿用唐朝后期和五代以来的传统。两宋300余年时间, 总计修订50余部法典,大多散佚;今存著名的《宋刑统》,其在篇目和内容方面大致抄袭《唐律疏议》,主要变化有:其一,法典命名的不同。《宋刑统》不称律而叫刑统,显然是沿用唐宣宗时期《大中刑律统类》的名称。其二,法典体例的不同。《宋刑统》将律、敕、令、格、式加以综合编撰,以律为体,把敕、令、格式以及注、疏议、问答分编于后;又在12篇目以下分门别类,总计213门。其三, 《宋刑统》虽然袭用五刑,但是,却将死刑以外的笞、杖、徒、流改为折杖法,执行时一律用常行杖;对于死刑,犯有十恶中的谋反、谋大逆、谋叛和恶逆四大罪名者,准律用刑,其余则决重杖一顿处死,以代极法。其四,内容方面的不同。一是在《名例》中增加一部律内余条准此条一门,总计44条;二是在《户婚》中增加户绝资产、死商钱物、典卖指当论竞物业和婚田入务4门。但唐朝法律对于宋朝法律的影响并非人们通常所说的那么深广,因为制敕和例都是根据宋朝自身的社会现实作出的法律回答;虽然名称或有继承,但是内容变化不小。据《辽史?百官志》记载:建国以后,大略采用唐制,制定官制,颁行律令。后辽代制定的《重熙新定条例》和《咸雍重修条例》,名称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内容大致参辽酌汉修订而成;所谓汉法就是《唐律》。据《金史?刑》的记载:金代在灭辽代与北宋以后,曾经多次修订法律,大抵均以《唐律》为归依;例如,熙宗时期著名的《皇统制》,就是以本朝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类以成书。泰和元年(1201年)编撰《泰和律义》,篇目结构与《唐律》相同;《金史?刑》称其实《唐律》也。 虽然元代自始至终没有完成统一适用于蒙古、汉、回回各族的法典,在它的法律系统中,包括有蒙古法、汉法和部分回回法在内的多元因素,不同民族适用法律之间的差异也非常鲜明;但是,元代法律的主体部分,还是施行于汉族臣民的传统封建法律。自13 世纪初到元代建立,元代法制比较复杂;但是,它的一个基本倾向是为了逐渐适应于对汉族地区进行统治的需要,行用金代《泰和律》,《元史?刑法志》所谓:百司断理狱讼,循用《金律》;从今存名著的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编撰的《大元通制》来看,篇目大致与《泰和律》相同; 仁井田升认为:《大元通制》中的“条格与唐令和宋令有很多一致的地方。《明史?刑法志》说:洪武元年(朱元璋)又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讲《唐律》,日进二十条。可见君臣上下对《唐律》讲求颇为认真,立法定制也是如此。洪武六年(1373年),《明律》篇目一准《唐律》 洪武三十年(1397年)颁行的《明律》,一改旧律的编撰体例,而以名例、吏、户、礼、兵、刑、工7篇构成,共460条,篇目和条文均有减损;内容于《唐律》也颇有损益,学者认为:《唐律》在《大明律》中仍然适用者,占61%以上。杨鸿烈指出:中国法律到了明代可说有长足的进步,明太祖朱元璋和其他一般立法家都极富有创造精神,所以那一部洪武三十年更定的《大明律》,比较唐代的《永徽律》更为复杂,又新设许多篇目,虽说条数减少,而内容体裁,俱极精密,很有科学的律学的楷模。(4)对清朝法律的影响
清朝在入关以前就已开始注意吸收汉人的文化与法律制度。入关初期,一方面沿用《明律》,顺治元年(1644年)摄政王多尔衮就曾下令自后问刑,准依明律;另一方面则本着详译明律,参以国制的原则措手制定《清律》。这部《大清律例》先后经过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四朝,历时将近百年方才告成;这部法典的篇目结构与《大明律》相同,具体是名例、吏、户、礼、兵、刑、工等7篇,47卷,436条,附例1049条。10世纪初叶,王建重新统一全国,国号高丽,它的法制也渐次可考在高丽王朝共计474年(918—1392年)时间里,它的政治、经济、法律基本沿袭唐朝。《高丽史?刑法志》载曰:高丽一代之制,大抵皆仿于唐。至于刑法亦采《唐律》,参酌时宜而用之。 早在日本弥生时代(公元前3世纪—3世纪),中国、朝鲜的铁、铜、陶器及其制造技术和水稻耕作方法等已相继传入日本。自630年至894年,总共派出遣唐使19次,其中到达长安的有13次,多至500—600人,少则50—60人。值得注意的是,在留唐学生中不乏研究唐朝礼法者,例如大和长冈在长安学习唐朝法律,回国以后与吉备真备共同修订律令24条;吉备真备回国时曾带回唐礼,这对日本礼仪的制定颇有影响。大化改新则是日本法律接受史上首次全面输入唐朝政治、经济制度和律令著名的《大宝律令》从篇章结构看,《大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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