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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发展道路与历史价值 中华文明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总结出了深刻的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就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社会大众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实践并形成的关于廉政制度建设的思想、廉政行为的道德规范意识、社会评价，廉政时代与廉政人物颂扬与传播的艺术方式等方面的总和。廉政文化不是“廉政”加“文化”的一种简单组合。大多数学者认为廉政文化是“人们关于廉政的知识、信仰、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社会评价”李秋芳主编：《反腐败思考与对策》，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我们以为这是较接近本义的解释。之所以说“较接近”，不仅是因为学界对“文化”一词本身的解释至今仍是见仁见智，而且“文化”一词还有广义和狭义的含义。广义的“文化”至少应该包括物质、制度、精神三个文化层次。甚至某些冠之以“文化”的研究对象所包含的实际内容还未必限于这三个层次，如区域文化、商业文化等。参见林甘泉《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论稿》后记，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因此上述解释还不能说将廉政文化的内涵全部展示出来。例如，与廉政文化有密切联系的廉政制度就没有包括进来。同时，狭义的廉政文化也不仅仅是宣传廉政的文化及其种种表现形式，而应是指一门专门研究廉政文化的廉政文化学。当然，广义的廉政文化探讨是建立狭义的廉政文化学的前提，我们所论述的廉政文化也正是从广义的角度出发的。其实，在研究尚未达到概念的抽象时，我们未必一定要确定一个经典的词条，而可以从研究的实际出发，借用学界讨论甚多的政治文化概念，在上述概括的基础上，为廉政文化研究的内容作一个基本归纳：（1）廉政制度形成的深层次结构；（2）廉政行为的表现形态；（3）关于廉政的思想文化学说；（4）上述三个方面的相互关系。本文即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发展道路及历史价值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产生途径 廉政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个分支，它是以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并构建了一定的政治结构为前提的。没有相应的政治和政治制度产生，廉政文化也就无从谈起。由于廉政文化与特定的政治文化紧密相连，因此，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廉政文化的产生道路也是不相同的。例如古希腊罗马的廉政文化与中国商周时代的廉政文化就因其国家产生的道路不同而有区别。同一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廉政文化也存在着区别，如商周的廉政文化与秦汉以降的廉政文化也不能等同视之。这种差异和区别意味着，廉政文化固然有其共性，但还有着个性。即便是同一民族、同一国家，廉政文化的研究也要注意它的“特定”含义，不能作简单的解释和比附。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产生的时间很早。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尚书》反映，文明诞生之初的氏族首领已经注意到了在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对自身素质的要求。《尚书·尧典》记载帝尧为政“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以及要“敬授民时”，这里面就包括了为政者要勤政、节用、爱民、尚贤等多层次含义。《尚书·皋陶谟》中提出的所谓“九德”，也主要是针对为官者的素质要求。值得注意的是，《皋陶谟》中表达的“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是传统“民本”思想的渊源所在，也构成了中国古代廉政制度、行为、思想的深层次价值观，是古代廉政制度形成的重要文化基石之一。在这个时期，“贪”和“廉”两种对立的价值观也已出现。史云黄帝时“缙云（一种官名）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左传·文公十八年》。，这与轩辕黄帝“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史记·五帝本纪》。的为政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与《皋陶谟》中提出的“简而廉”的“廉约”观念截然不同。对贪贿的指责与对廉、勤的赞叹是早期廉政文化最淳朴的形态。当然，这些都是后世文献的追忆，还不能说完全是当时历史的实录，不过把它们看成我们祖先在进入文明时代的前夜已经拥有的廉政文化智慧大体是不错的。我们的祖先正是带着这样的思考进入了阶级社会的。随着国家的产生及其形态的完善，廉政文化的内容也日渐丰富。三代（夏商周）就是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三代王朝的更迭使统治阶级认识到“天命”无常，要保持统治的长久就必须把剥削和压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必须对被统治者“民”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大家所熟悉的“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夫民，神之主也”等等言论，参见《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桓公六年》。就是“民本”思想触动统治阶级政治神经后的感慨，也是三代廉政制度、行为、思想产生的深层文化意识之一。三代的刑律对贪贿已有严格的规定。《左传·昭公十四年》引《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贪以败官为墨”，杜预注：“墨，不洁之称。”据此，不晚于夏代，对贪的惩罚已有了正式的刑律。商代针对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