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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罪研究 　　未完成罪是犯罪的未完成形态，是犯罪的特殊形态之一。由犯罪之未完成的特征所决定，未完成罪在定罪与处罚上均具有不同于犯罪完成形态的特点，因而有必要在刑法理论上加以研究。本文拟对未完成罪的一般理论进行论述。 　　一 　　在刑法中，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只规定未遂犯，所以，在刑法理论体系中，在未遂犯的名目下加以论述。[1]在前苏联刑法中， 将处罚范围从着手实行犯罪扩展到犯罪预备，并将犯罪预备、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相并列，由此产生了在刑法理论上如何对上述三种犯罪形态加以概括的问题。我国刑法承袭了前苏联的立法例，因而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关于未完成罪的称谓，我国刑法理论最初将其概括为犯罪阶段。这里所谓犯罪阶段是指故意犯罪的发展阶段，这一称谓来自前苏联。在我国50年代初引入前苏联刑法理论时，就有犯罪阶段之说。[2]及至80年代，犯罪阶段的称谓在前苏联刑法理论中仍然是通说。[3]我国刑法学界承袭了犯罪阶段这一称谓，成为一时的通说。[4]这种犯罪阶段的说法，强调犯罪预备、未遂、 既遂以及中止是故意犯罪的一个阶段，并且是前后衔接的发展阶段。而正是在这两点上，存在逻辑上的破绽。就前者而言，犯罪预备、未遂、既遂以及中止只是一种状态，而非一个阶段。状态是一个空间的概念：一种结局；而阶段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一个环节，两者不能混淆。就后者而言，犯罪预备、未遂、既遂以及中止虽然存在一个距离犯罪完成的远近问题，但这些犯罪的未完成系统在其现实上不存在发展问题。换言之，一旦在犯罪预备阶段停顿下来，就不再可能发展到犯罪未遂。因此，我国学者对上述犯罪阶段说提出了批评。[5]我认为， 犯罪阶段说确有其不尽贴切之处。在否定犯罪阶段说的基础上，我国刑法理论代之以故意犯罪发展过程中的犯罪形态的称谓，即所谓犯罪形态说。犯罪形态说将犯罪预备、未遂、既遂以及中止概括为犯罪形态，正确地揭示了这些特殊犯罪形态的性质，较之犯罪阶段说更为科学。但由于这一称谓稍嫌冗长，因而在提法上不尽一致。[6]甚至，还有学者直接称为故意犯罪形态。[7]上述提法，大同小异，无非是称谓上的繁简之别。唯故意犯罪形态之称，有外延过宽之嫌，因为犯罪预备、未遂以及中止等只是故意犯罪过程中停顿下来的一种特殊犯罪形态，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犯罪形态，[8]因而将犯罪预备、 未遂以及中止称为故意犯罪形态，与其所概括的内容之间存在名与实上的出入。 无论是犯罪阶段说还是犯罪形态说，都不仅仅是一个称谓问题，而是涉及犯罪预备、未遂以及中止在刑法中的性质的理解，应当从理论上加以界定。我认为，犯罪预备、未遂以及中止等犯罪形态作为一种犯罪结局，是一个空间的概念；作为发生在犯罪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的犯罪形态，又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因此，应当从时间与空间的统一上加以把握。 　　（一）犯罪过程 　　犯罪预备、未遂以及中止存在于一定的犯罪过程之中。这里的犯罪过程，是指犯罪发生与发展，直至完成的时间进程。更确切地说，发展过程是指故意犯罪发生、发展和完成所经过的程度、阶段的总和与整体，它是故意犯罪展开的连续性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表现。犯罪过程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上的犯罪过程，是指犯罪行为的实施过程。犯罪行为是一条主线，犯罪过程就是犯罪行为从开始到终止的整个过程。广义上的犯罪过程还可以向前和向后加以适当延伸：向前延伸，有一个犯意产生的问题；向后延伸，有一个结果发生的问题。总之，犯罪过程是从整体上对犯罪的实施过程加以描述，以展现犯罪实施在其时间上的连续性。 　　（二）犯罪阶段 　　犯罪阶段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段落。发展过程是一个整体，它可以分为几个段落，由此在犯罪过程中出现了犯罪阶段的概念。应当指出，犯罪阶段与犯罪预备、未遂以及中止这些犯罪形态不能等同。前述犯罪阶段说，就是将两者等同起来，因而出现预备阶段、未遂阶段和既遂阶段这样的表述。[9]这种表述实际上是把犯罪阶段与犯罪形态混为一谈，[10]因而有所不妥。犯罪阶段的划分，在刑法理论上是一个倍受关注而又歧见迭出的问题，概而论之，存在以下诸说：[11]（1）二阶段说，认为犯罪行为可以分为预备及实行两个阶段。（2）三阶段说，认为犯罪行为可以分为预备、着手与完成三个阶段。（3）四阶段说，认为犯罪行为可以分为阴谋、预备、着手与实行四个阶段。（4）五阶段说，认为犯罪行为可以划分为犯意表示、阴谋、预备、着手与实行五个阶段。（5）六阶段说，认为犯罪行为可以分为决意、阴谋、预备、着手实行、完成行为、发生结果六个阶段。[12] 在以上诸说中，犯罪预备与犯罪实行是为各说所承认的，纳入犯罪阶段自无异议。着手与结果发生，我认为并非一个犯罪阶段的问题。着手乃是实行行为之起点，尽管在刑法中具有重要意义，仍可包容在实行行为之中，没有独立成为一个阶段的逻辑根据。结果发生亦如此，是犯罪的必然后果，在一般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