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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而立”可“四两拨千斤” 　　5月31日和6月2日，经过两天的会议，世贸组织进行了第三次对华贸易政策审议。中国政府派出了由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率领的20余人的跨部门代表团。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亲自出席。围绕这两天的会议，从准备到收尾，前后需要19个月的时间。 　　 　　两份报告是基础 　　 　　贸易政策审议会议主要以两份报告为基础，一份是世贸组织秘书处独立撰写的对被审议成员经济和贸易政策的概括和评论，一份是被审议成员政府提交的政策声明。 　　2008年12月，世贸秘书处与中方共同商定了审议的时间安排，将审议时间初步定在2010年5月。2009年1月，为搜集素材，秘书处向中方提交初步信息索要清单。接到清单后，商务部世贸司积极组织和协调部内有关司局及20多个部委提供答复和相关材料，并先后分五批送达秘书处。 　　在调研了中方提供材料的基础上，2009年5月24―26日，世贸组织贸易政策审议司亚太处处长Michael Daly一行三人带着问题来到北京，与20多家部委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代表进行了为期五天的密集会谈。会谈内容涉及2008年以来中国贸易环境和结构性政策（经济刺激计划、财政政策、货币和汇率政策）、贸易政策构架、外国投资体制、贸易政策（做法和措施）、竞争政策和公司治理、产业政策、能源政策、知识产权、服务贸易等一系列框架性和宏观性问题。其中一个重点是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举措及其效果。会谈后，三人赴上海对上海外贸学院贸易政策审议研究中心进行了考察。 　　此访后，秘书处便开始着手撰写报告。2009年11月5日―14日，Michael Daly一行四人再次访问北京，代表团中增加了秘书处主管“促贸援助”的人员。此访秘书处首先同世界银行和基金组织的驻华代表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进行了接触，随后同商务部和相关部委就仍需澄清的一些政策问题再次进行了密集磋商。 　　2009年11月―12月中，秘书处陆续向中方提供了报告各章节的初稿，并征求中方意见。2010年1月中旬―2月初，中方分八批向秘书处提供了反馈意见。2月中下旬，秘书处在听取中方意见基础上形成了修改后的秘书处报告。这一版的报告原则上已不需征求中方意见。但由于其中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表述没有平衡反映各方观点，3月初，商务部世贸司司长柴小林利用在日内瓦参加谈判的机会约见了贸易政策审议司司长Richard Eglin，专门就此问题进行交涉。3月中下旬，秘书处报告付印，其中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表述已基本上比较平衡。 　　就在秘书处撰写中国报告的同时，中国自己的政策声明也在加紧准备。2010年2月中下旬形成了由商务部世贸司起草的政策声明初稿。随后，经过部内、部外充分征求意见于3月底形成初步英文稿并提交世贸秘书处。4月16日，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国政府政策声明最终稿正式提交秘书处。4月26日，两份报告正式散发世贸所有成员。 　　 　　最忙碌的一个月 　　 　　有了两份报告作基础，世贸成员便开始就各自关心和感兴趣的议题向中方提交书面问题单。按规则，对于审议开始两周前（即5月17日前）提出的问题，中方有义务在第一天的审议会议上提交书面答复；对于其他问题，中方可在会议结束后一个月内提交答复。4月30日，中方收到了由巴西提交的第一份问题单。自此，至5月31日，中国共收到27个成员提交的44批、计1508个问题。这一数字创造了世贸组织的新纪录。6月2日，仍有部分成员书面提出后续问题。应该说4月30日―6月2日是中国代表团最忙碌的一个月。在这期间，20多个部委的有关人员废寝忘食地从各自主管的业务角度出发，为答复问题提供相关信息。5月31日，对于需在当天答复的1200多个问题，中方完成了1100个，没有完成的几乎都是以西班牙语提出的问题，中方未能及时拿到英文翻译，因而影响了答复进度。6月2日，中方补齐了西班牙语问题单的答复。 　　 　　39份一般性陈述 　　 　　审议第一天（即5月31日）的会议是一般性陈述环节，由被审议成员、讨论引导人和其他成员进行一般性陈述，涉及宏观经济环境、贸易体制、贸易措施和实践以及行业政策。小成员的审议基本上半天便可结束，而中国审议当天共有39份一般性陈述，整整进行了一天。 　　讨论引导人一般由某个成员的大使以个人身份担任，本次审议的引导人为瑞典大使Marie-Claire SWARD CAPRA。她比较客观地评价了中国两年来取得的成就，同时也中肯地指出了中国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如经济增长结构转变、投资环境改善、环境和能源问题、服务业进一步开放、标准国际化等。 　　成员发言总体上高度评价中国经济发展和贸易开放的巨大成就以及在克服经济危机中对全球经济做出的突出贡献。发展中成员尤其对中国的无私援助和市场开放表示了感谢。成员的核心关注则是国家仍过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