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生珍禽图卷》真伪再考辨　.docVIP

《写生珍禽图卷》真伪再考辨　 　　《写生珍禽图卷》终于在5月29日北京保利2009年春拍“中国绘画艺术夜场”拍卖成交，一位国内藏家对其“经过认真审定后”，置逐渐升级的质疑之声而不顾，以6171.2万元将其收入囊中。《写生珍禽图卷》的真伪鉴定，抑或正是一件需要几代鉴定家去解决的“课题”。笔者不揣简陋，本着既尊重前贤，更尊重真理的原则，兹就徐邦达、谢稚柳二位前辈的考证谈点拙见，不妥和错误之处，尚乞海内外专家不吝赐教。 　　徐邦达先生并没有就《写生珍禽图卷》真伪撰专文考证，只是在其《宋徽宗赵佶亲笔画与代笔画的考辨》一文中谈及《写生珍禽图卷》是宋徽宗“亲笔作品”，理由的依据是： 　　△又稍晚张丑《清河书画舫》已集亦记此图云：“徽庙有《荷鹭惊鱼图》，有邓杞跋，全仿江南落墨写生遗法。”按：此图即《石渠宝笈初编》著录的《池塘秋晚图》卷，系水墨粗简一种，且极朴拙。今图已不全，缺“惊鱼”一段，其押、印又为伪添(真的大约连在‘惊鱼’，即后半段一起割去了)。邓记跋则被改名为邓易从(当然不是原迹)，文句稍改，有的极不通顺，书法也绝非宋人笔迹了。邓杞的祖父询武亲眼看到皇帝“即席亲洒”，那么此图当然绝非为他人捉刀，依此类推，其它一些粗简画如圣笔写生的珍禽图即《花鸟写生》卷、《四禽图》，以及淡设色的《柳鸦图》、《竹禽图》等等，应当也都是亲笔作品。 　　△赵佶要求绘画描写对象必须合情合理，一定是很严格的(也就是要求形似，逼真)。为什么现在他的亲笔画倒不太求形似，甚至有些不合情理，产生上述现象呢?我认为，要求画工严格。是从鉴赏者的立场角度出发的，尤其是对画院的主持、主试人，赵佶这样品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当他自己适兴挥毫时，凭他的造诣(他到底不是专业画工，不可能穷工极妍，刻画入微)和当代“文人画”开始泛滥的影响，他自然容易接近“文人画”这一路画格。因此，我以为他的亲笔画应该属于非院体的比较简朴生拙一些的风格，这跟他的理论是并不矛盾的。 　　谢稚柳先生也没有撰专文考辨《写生珍禽图卷》，只是在其《宋徽宗赵佶全集序言――赵估的亲笔画和御题画》一文中有所论及，即： 　　△《图绘宝鉴》记：赵佶“尤擅圣花石，作墨竹紧细不分浓淡，一色焦墨，从密处微露白道，自成一家，不蹈袭古人轨辙”。现在传世赵佶的墨笔花鸟，除《枇杷山乌》而外，尚有《四禽图卷》、《写生珍禽图卷》。《四禽图》为四段，《写生珍禽图卷》有十二，其中有竹的《四禽图》有一段，《写生珍禽图》有四段，都是撇出的形体，全用焦墨，不分浓淡，竹叶的交加处，都空一白道，使两叶错杂不相混。正是如《图绘宝鉴》所叙说的，“密处微露白道”。竹的细枝，形体大似崔白《双喜图》中的竹枝，只不过不是双勾而已。大抵崔的笔势强劲，而赵佶秀挺。艺术的风采，从某一传统来，从而表现自己情调。物体不变，同是写生，又各自发抒自己的艺术个性，中间夹着一些带有来历的迹象，这便是创作。《南宋馆阁续录》记：写生墨画十七幅，宣和乙巳仲春赐周淮，十六字。可能《四禽图卷》，抑《写生珍禽图卷》，正是赐周淮十七幅中所散失。两者笔墨一致，情调一致，显然是同一时期所作。宣和乙巳(1125)为宣和七年，时赵佶四十四岁，明年丙午，即为钦宗靖康元年，是《四禽图卷》、《写生珍禽图卷》或并为赵佶被掳前二年之笔，亦显示其风调与其中期之作有所不同。 　　△汤苟说：赵佶的亲笔画，他“自可望而识之”。但没有说明赵佶的亲笔又是上面样子，举出例子，不免有些自我吹嘘，史言混淆。因而在今日有必要加以深入的分析辨认，从他的笔势、风调、情趣，来认识他的艺术心理。上述的哪些是亲笔画，哪些不是，加以推断，正是根据这些对赵佶纯客观的规律，作出论证，以补绘画史之缺。总之，赵佶的画，传世所见到的，没有一幅是“代御染写”的。从一些纪年来推算他的创作年月，以《雪江归棹图》为最早，而《四禽图》、《写生珍禽图》即从它风貌而言，已是他后期之作了。 　　在笔者看来，以上徐、谢两位前辈对《写生珍禽图卷》以及《四禽图卷》的论证，显然有点牵强――至少，在举证上稍嫌乏力。 　　概言之，徐、谢二位前辈对《写生珍禽图卷》的考证，是基于文献对宋徽宗绘画风格的描述。 　　徐先生比照的是《池塘秋晚图卷》(又名《荷鹭惊鱼图卷》)，之所以如此，也是文献记载了“徽庙有《荷鹭惊鱼图》，有邓杞跋，全仿江南落墨写生遗法。”从而做出“邓杞的祖父询武亲眼看到皇帝‘即席亲洒’，那么此图当然绝非为他人捉刀，依此类推，其它一些粗简画如墨笔写生的珍禽图即《花鸟写生》卷、《四禽图》，以及淡设色的《柳鸦图》、《竹禽图》等等，应当也都是亲笔作品。”的结论。 　　谢先生也然，因察《四禽图卷》、《写生珍禽图卷》上的墨竹“密处微露白道”与《图绘宝鉴》记载宋徽宗“ 　　作墨竹紧细不分浓淡，一色焦墨，从密处微露白道”的特征相类以及《写生珍禽图》“竹的细枝，形体大似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