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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2009年阅读清单 　　□不管从哪方面看,2009年的出版都是丰收的一年。□过于巨大的生活压力,正在破坏着我们和好书的约会。如果我们可以放慢生活的节奏,在思想的冲撞和历史的感触中稍作停留,必然可以得到智慧的增长和精神的陶冶。当然,纯粹打发时光的休闲式浅阅读不在此列。 　　 　　对于每一个阅读者而言,这一年读了几本书无疑是他们在岁末年终需要面对的问题。尽管电子阅读上升明显,有人将传统的纸质出版归结为“夕阳产业”。但是,传统的图书阅读一时之间还难以被取代。而中国出版业也在全球普遍下滑的大趋势下“风景这边独好”。2009年仍然出现了不少好书。另一方面,一些阅读趋势如“官场小说”“通俗历史”长盛不衰的现状,出版人、读者对此不可不察。 　　 　　“非虚构”的农民问题 　　 　　作为数量最多、出于最低社会阶层的一个群体,农民的苦难和生存现状一直为每一个有良知的国人所关注。几年前,陈桂棣、春桃的纪实著作出版两个月就达到了惊人的销量,其后,该书的盗版充斥于全国各地的小贩书摊。前不久,陈桂棣、春桃再携新作《小岗村的故事》(华文出版社)现身京城,迅速引起了北京乃至全国多家媒体的瞩目,而《小岗村的故事》中的负面角色严俊昌称此书有33处“不真实”,更让人们把眼光投向了本书,以及“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 　　陈桂棣曾经坦言,在写《小岗村的故事》之前,夫妻俩应北京一家出版社的约稿,写一本关于农民工的书。到了小岗村后却产生一个疑问,“第一个做出‘包干到户’壮举的村子,为什么今天反而‘江山依旧’,裹足不前?”带着疑问,陈桂棣、吴春桃开始在小岗村采访。结果,“我们只在小岗村里待了十几天就被当地政府赶出来了。”离开小岗村以后,两人对小岗村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调查,积攒了500万字的资料,仅电话费就花了几千元,最终,夫妻俩完成了这部有着明显的问题意识的著作。书中揭示,当年包产到户的带头人严宏昌,多次找投资,跑项目,办厂,发展工商业的努力都告失败:上级拨款被当地政府挪做他用;引来的投资项目最终和小岗村无关;他办的厂被地方政府“化私为公”,明目张胆地强取。而镇政府则重用他的堂兄严俊昌来压制他。作为改革先锋的小岗村,其后因为巨大的荣誉而成为了一个“改革标本”,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意义,类似于博物馆里的陈列。按照当地官员的说法,“只要维持现状就好。” 　　对于严俊昌指责《小岗村的故事》有33处失实,陈桂棣的回答颇为有趣:严俊昌识不了几个字,这33条意见可能是别人代他写的。他细看了严俊昌的33条意见后,发现了3处无关紧要错误。另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是,严俊昌明确表示不会起诉陈桂棣和春桃。更有意思的是,安徽全省的书店都没有《小岗村的故事》出售,当地报纸也没有报道这本书。 　　同样是关注农民,作家阎连科的长篇散文《我与父辈》(云南人民出版社)以情感的深度而见长。作者将眼光投向了自己的亲人,用自己的精神和心灵对自己与长辈的情感交集进行审视和回顾。《我与父辈》从自己的童年开始写起,把人们带回到20世纪那个充满贫穷和饥饿的年代,讲述了生活在偏僻农村里的父亲、大伯、四叔坎坷而平淡的一生,以及自己艰辛的成长经历。当然,除了对那段沉重历史的回忆之外,阎连科用更多的笔墨讲述了父辈对子女浓浓的亲情,讲述了自己在温暖的亲情之下获得的滋养以及对这种亲情的真诚感恩。从情感上说,有过农村成长经历的人读这本长篇叙事散文会有一种共鸣;而没经历过的人,却有一种警醒与启迪。另一方面,作者仅仅限于情感的交流和抒发,未能对农民悲剧命运的原因进行透视和追究,并对农民的局限和缺点做公正的分析,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而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贺雪峰主编的“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共16种,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则是用实地的调查研究来关注农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农民问题的解决,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这些问题又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可以想见,有关农民问题的书写和研究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一定的热度。 　　 　　通俗历史畅通无阻 　　 　　近年掀起的通俗历史热一直维持,恐怕不仅仅是因为人们喜欢追思过往。相对于课本上的历史教育以及二十四史所产生的隔阂,通俗历史以符合现代读者的话语方式,赋予僵硬的历史文本以全新的视角和解说。无论讲述者有多少臆测、错误和“胡说”,在激发读者的读史热情上,书写者们功不可没。 　　2009年,“贾志刚说春秋”(北京博学近思书院策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系列成为了通俗历史的大赢家。3年前,《明朝那些事儿》在天涯社区煮酒论史版开帖到“朱元璋卷”出版,创下3个月点击量过百万人次的纪录,并引发了点击率造假的争论。但是,这个纪录在3年后被贾志刚刷新了,2008年9月,贾志刚的“说春秋”在天涯煮酒论史版开帖,创造了月访问量逾60万人次的历史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