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正有效的原则——中当代西方的研究.doc

矫正有效的原则——当代西方的研究 关键词: 矫正/有效/原则/西方 内容提要: 矫正工作并不当然产生积极的效果，矫正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有效益。30年来西方学者关于矫正有效做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危险原则、矫正需要原则、对应原则等。他们还提出了矫正无效、矫正低效的概念。他们的研究使矫正理论有了整体性的提升。他们的研究需要我们密切跟踪。 1974年Robert Martinson的《什么有效？监狱改革的问题与答案》的 论文 发表后，矫正有效性问题随之产生。而在此之前没有人认真考虑过矫正有效性问题。矫正的人力、物力与财力的投入被认为是产生效益的前提与充分条件：只要开展矫治工作，便会有矫正罪犯的结果产生。工作与结果是正比关系。Martinson的观点使人意识到：并非矫正必然有效果：投入不一定有产出。于是，关于矫正有效(What Works)的探讨逐步展开。 “矫正有效”的讨论包括对两个问题的回答：第一，矫正是否有效果？20世纪70年代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很多。多数研究表明，矫正是有效果的。Lipsey与Wilson在对多达200个针对严重的暴力型的青少年犯矫正项目比对研究后声称：最好的矫正项目可以降低重新犯罪率40％。[1]第二，矫正如何有效果？哪些矫正工作效果差，哪些矫正工作效果好，哪些工作无效？ 由于第一个问题已有确定答案，即矫正是有效的，所以现在关于“矫正有效”的讨论基本是第二个问题。 如何使矫正有效？ 一、Andrews与Bonta的主张 1998年Andrews与Bonta提出的“矫正有效”五原则：[2] 原则一，危险原则(The Risk Principle)。 矫正罪犯需要把握罪犯的危险性，或者说干预要考虑罪犯的危险性。所谓危险，主要指罪犯重新犯罪的可能，也包括实施暴力、脱逃的可能。对罪犯的干预应当与罪犯所具有的危险性相对应。危险越大，干预力度越大；危险越小，干预力度越小。这样，对罪犯需要进行危险评估，并通过危险评估把握干预力度，从而在危险与干预之间建立关系。 原则二，矫正需要原则(The Needs Principle)。 矫正要考虑罪犯的“犯罪性需要”(Criminogenic Needs)，“犯罪性需要”不同，矫正内容与方式应当有所不同。所谓“犯罪性需要”指通过干预可以改变的有关罪犯的危险性因素，这些因素与罪犯的犯罪相关，而且是动态性的。有的学者将“犯罪性需要”等同于“危险因素”(Risk Factors)。[3] Cottle，Lee与HEilbrun使用元分析法[4]对24项关于青少年犯的成果进行研究。这些成果涉及15 000名青少年犯。研究发现，五类危险性因素在预测重新犯罪上有很好的作用，其中四类是动态性因素，或者是犯罪性需要：家庭与社会性因素，如存在家庭问题、业余时间使用不当、有不良交往； 教育 因素；有毒品使用的 历史 ；没有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 原则三，对应原则(The Responsivity Principle)。 这一原则关注被矫治者与项目之间的关系。第一，罪犯是否有能力学习；第二，是否有合适的矫治环境；第三，是否在辅导人员与被矫治者之间形成互动的关系。上述三点与矫正目的的实现密切相关。只有前三点都呈肯定时，罪犯矫正目的的实现才能保证。 原则四，整体性原则(The Integrity Principle)。 这一原则要求矫正项目具有完整性。 原则五，专业性原则(The Professional Principle)。 罪犯矫治具有专业性。罪犯矫治应当由专业机构支持。 Andrews与Bonta界定的矫正有效“五原则”成为“矫正有效”问题研究的一个立足点：矫正有效的原则被纳入分析矫正有效的思维范围；关于矫正有效原则的研究以“五原则”为基础。 Andrews与Bonta的矫正有效的“五原则”被很多学者全部接受。例如，“澳大利亚犯罪研究院”(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for the Community Safety and Justice Branch of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Attorney-General’s Department)于2005年向政府提交的一份报告中[5]写道：有效的矫正应当坚持下面的原则：第一，危险原则。罪犯的危险要进行系统的评估，要使用第三代评估工具进行。第二，矫正需要原则。矫正要考虑罪犯动态的因素，如犯罪前态度、价值观、信念、使用毒品、不能很好解决问题等。第三，矫正的对应性原则。矫正的对应包括一般对应与特别对应。一般对应指矫正项目应当与罪犯矫治需要相一致，要有清楚的结构，认知行为的内容包括替代焦虑、问题解决训练、预见行为的结果。特别的对应指项目应当与行为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