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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痛苦链接成历史本象 　　女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iller迄今共出版了22部作品，其中包括3部短篇小说集、6部长篇小说以及相关散文与诗歌等。统观其创作，笔者认为，米勒的小说内容事实上可简约概括为这样一句话，即：个体伤痕的文学阐释与个人叙事的反抗精神。就创作来看，米勒是一位拒绝遗忘悲伤的作家，她不断用写作叙述着个体生存的经历与精神反抗，在个人化的叙事中展现了齐奥塞斯库时期罗马尼亚的社会背景以及芸芸众生的痛苦挣扎。 　　 　　一、个人记忆建构的文学世界 　　 　　文学创作的灵感往往源于作家的个体经验，作家也常借用文学这一媒介来记录自身的生存经历，尤其是那些曾经对个体生命产生重大创伤的经历，并以此建构起独特的具有鲜明个人色彩的文学世界。赫塔?米勒正是这样一位作家，其小说中对往事的回忆，对历史的反思，对被压迫者命运的描写，同她在齐奥塞斯库极权统治时期的生存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米勒1953年8月17日生于罗马尼亚西部蒂米什县小镇一个说德语的日耳曼少数民族村庄，由于其独特的少数民族身份(德裔罗马尼亚人)而备受排挤，米勒大学期间为了追求创作自由，抗议当时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的专制统治，曾加入了罗马尼亚的一个德裔青年作家组织“巴纳特行动小组”，后来又因拒绝与国家安全部门合作而不断遭受恐吓和审讯。幼年时农村生活体验和后来极度压抑的精神困苦为米勒的文学创作囤积了宝贵的写作素材。 　　1982年，米勒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低地》出版，此书多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从一个孩子的视角审视记忆中的故乡，书中对农村压抑破败环境的描写、对村民愚钝麻木性格的刻画、对冷漠混乱的人际关系的揭露、对故乡既眷恋又厌恶的矛盾心态，都可看作是作者个人记忆在文学中的映射。1986年米勒以自己申办出国护照的经历为基础创作的《人是世界上的一只大野鸡》，同样以作者记忆中的农村生活为背景，反映了作者记忆中罗马尼亚德语乡村的移民现象，讲述了德裔温迪施一家为了移民不得不以牺牲女儿为代价，人变得卑微、渺小、毫无尊严、无所皈依，只能像一只大野鸡一样活着，这种深刻的感悟正是建立在作者亲身经历的基础之上。 　　由于不堪忍受秘密警察的骚扰和精神的极度紧张与绝望，米勒与作家丈夫理查德?瓦格纳1987年移民西德。过去不堪回首的经历成了米勒心中永难抹去的伤痕，记忆中挥之不去的梦魇成了她取之不尽的写作素材。米勒曾说：“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生活便是在罗马尼亚集权统治下的那段经历。德国的生活非常简单，而就在几百公里外，便是我那些过去的记忆。”虽然离开故国已经二十余年，但是米勒拒绝遗忘，毅然回到心灵受创的地方，继续把个体记忆诉诸文字，1989年齐奥塞斯库倒台之后，米勒陆续创作了一系列带自传色彩的反映罗马尼亚高压统治的长篇小说：《狐狸那时已是猎人》(1992)《心兽》(1994)《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1997)。前者以被迫害与逃逸为小说主线，阿迪娜受到秘密警察的监视，每天下班回家，都发现挂在卧室中的狐皮围脖短了一截，死亡的威胁在向她一步步靠近。狐狸围脖象征着的正是步步紧逼的生命威胁，小说字里行间都充斥着恐惧、屈辱和绝望，这正是作者记忆中风雨飘摇的罗马尼亚。在统治者的眼里人民是可以随意猎杀的狐狸，无法反抗的猎物，然而他们却不曾明白，狐狸那时已是猎人。同阿迪娜一样，作者也曾经是“狐狸”，也曾受到猎人的威胁，为了避免迫害而选择逃逸。《心兽》中的个人色彩更为明显，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心兽，“心兽”象征着恐怖统治压迫下挣扎、悸动的人心，或者说是人的天性、生的本能。“心兽”的选择，决定着我们的生活。小说描写了一群大学生的悲惨遭遇，“我”的两个朋友相继被杀，“我”和埃德加因为选择了反抗而受到监视和威胁，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最后“我”和埃德加侥幸逃生，定居西德，却难以忘记过去的遭遇。小说中的“我”和埃德加很明显带有米勒和丈夫理查德?瓦格纳的影子，“我”受到的监视与威胁和作者遭受秘密警察骚扰、传讯的经历也极为相似，小说中大量的心理描写更是可以看成对作者个人心态的描述。“罗马尼亚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和米勒近期的《呼吸秋千》也带有鲜明的自传色彩。作为一名流散作家，米勒以一个边缘人的视角，以写作为媒介，以记忆中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罗马尼亚为背景，以个体伤痕为素材，用第3,称的口吻，用一种近乎独自的声音诉说着她成长中的痛苦、不满、反抗和无奈，建构起一个独属于赫塔，米勒的文学世界。 　　 　　二、个人叙事建构的时代记忆 　　 　　一个个体的故事，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文学创作虽然含有作家iX的虚构与想象，但难免会带有时代的影子，尤其是反映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学作品可以说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赫塔?米勒的小说成功地通过个人叙事建构起一个时代的记忆，在个人悲欢的叙述背后隐含着宏大的历史叙事，她力图将个人记忆织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