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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研究的危险 　　在文艺复兴“启蒙”(enlightened)了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世纪”一直被视为“黑暗”的渊薮。在这个神权一统天下的“愚昧”时代中,人们很难想象其中会有什么积极的东西,也无法想象中世纪的人在理智上究竟有什么贡献――而中世纪绝大部分时间的绝大多数地方都是按照基督教教义进行统治,似乎更谈不上什么政治理论了。对“中世纪”这个漫长而黑暗的时代进行任何方面的研究,都意味着是一种冒险。 　　但精神世界中历来也不乏喜欢冒险的人,《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的编者及其撰稿人就是这样一些敢于冒险的人(随之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的那些门外汉,更是甘冒奇险的人)。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处境:“中世纪政治思想”这个东西本身究竟存不存在都还很成问题,甚至已经被人否定掉了,那么对它的任何研究当然就很成问题了(见该书编者所写的“导论”开头处)。 　　在中世纪研究这个领域里,的确存在着很多危险。首要的危险是现代观念的干扰,或者反过来说,现代人研究中世纪,必然会从已经获得的各种现代观念出发,按照现代人的理解或现代仍然还在使用而其含义已发生巨大变化的观念,先入为主地处理中世纪的材料(比如用“封建主义”概括一切,取代“庄园主义”),因此在研究中既有扭曲中世纪思想的危险,很可能会陷入“黑暗论”的成见中。另一方面,如果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分赞誉中世纪,在“中世纪――现代”势不两立的对抗中,则同样会对现代人赖以生存的时代精神带来危险。就中世纪的学术生产来说,“黑暗论”本身就是一种势力强大的威胁。 　　其次,“中世纪”时间跨度大,年代相对久远,研究者在材料的搜集和解读方面也会遇到很大的危险。那个时代的学者还没有系统地讨论和研究政治科学的意识,因此,很多材料的“身份”也显得模糊不清:很难说某人的某篇著作究竟属于什么领域、具有什么性质。中世纪有些学者尽管对政治问题有所涉猎,但他们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当他们被后世发现并奉为政治思想泰斗时,又已经和中世纪不大沾边了:大名鼎鼎的马西利乌斯(Marsilius of Padua,约1275―1342)就是这样一位让后世学者颇觉尴尬的人,《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花了很大篇幅来谈论这位十分重要的学者,但马西利乌斯的著作在他死后100多年已值中古和现代之交的“大公议会运动”时才得到传播,在这个意义上,马西利乌斯的“中世纪”归属的确还有些疑问。因此,要在零散且似是而非的文献中去构建一个“中世纪政治思想”的大厦,的确危险。 　　 幸运的是,本书自1988年出版后,如同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其他权威著作一样,挺过了“危险”,在学术界多获好评。但既然是“学术合作”的刊物,未说“人多手杂”,而且各自为战,不能(也无法)协调各个章节的关系(尤以Coleman所写的那部分为最),导致了重复、省略、零散、用词不规范甚至相互矛盾等毛病,以至于看起来不那么像一部结构完整的著作,倒更像一部论文集。供稿人都关注奥古斯丁和马西利乌斯等大名鼎鼎的人物,翻来覆去地介绍或重复介绍他们,在低水平上重复一些不必要的知识,而关于这些中世纪大人物的论述也变得有些零散。此外,有些颇为重要的问题似乎也没有提到,比如在中世纪社会中占有一定地位的“长子继承权”、“奴隶的地位”等问题,却被遗憾地忽略了。而有些说法在前后各章节之间亦存在不一致之处,比如status(地位,形势)这个概念,究竟出现在9世纪(原书174页),还是出现在15世纪,抑或出现在两者之间;再比如墨洛温王朝的国王们究竟是不是长头发(原书167页说是,而632页说否);教皇实际上是否运用过《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原书349页说是,212页以下以及231页则说否);如此等等。对此,一位评论者风趣地说:这些重复和矛盾也许可以代表当今学术界的真实状况,因而这些责任也不能全部推在编者身上(见Alexander Murray的评论,见Oxford Journals,1989年104卷412期)。 　　从其内容来看,由于这些作者几乎都是在政治和历史领域受到的训练――这也是中世纪研究领域的主干,该书把政治思想史主要局限在了政治史和社会史上,而对更为广阔的哲学和神学运动关注得远远不够,尽管哲学和神学本身就是政治的根基。这种现象也是“中世纪学者”(medievalist)身上普遍存在的毛病,其根源就在于相关教育或训练过于狭窄。在某些评论者看来,该书过分强调“思想”,试图以“思想”代替“理论”,结果就缺乏一定的理论分析或理论立场,而这些分析或立场本来应该把作者们的眼光直接引导到更为深刻的问题上去。比如罗尔斯(John Rawls)、埃尔斯特(Jon Elster)或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人与阿奎那和奥古斯丁等中古思想家所开展的对话,应该成为中世纪学者密切关注的对象。该书是一部政治学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