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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新感觉派作家笔下的世纪末情绪 　　 　　世纪末情绪是一战后弥漫于欧美，表现为虚无、悲观、颓废、寂寞等情绪的一种时代通病。西方１９世纪后半叶以后出现的各种现代主义文艺流派，如表现派、达达派、“愤怒的青年”、“迷惘的一代”等等，都是小说家在有感于当时社会的嬗变，本身精神危机加剧的情状下产生的，在他们的作品中，往往弥漫着孤独、忧郁和寂寞的氛围。 　　日本新感觉派产生的动因之一是突发的关东大地震和频仍的内乱，这些苦难带给人们的是万念俱灰的幻灭感和极度悲观、虚无的世纪末情绪。当作家进行创作时，他们笔端流淌的也是这股挥之不去的情绪。就像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也出现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不知去向的“第三种人”，中国新感觉派作家在政治倾向上与“第三种人”非常相近。当他们用一种先验的真善美理想去观照受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所扭曲的都市现实时，他们深切地感受到它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协调。面对这种不协调，他们“二十三年来的精神上的储蓄猛地崩坠了下来，丧失了一切概念，一切信仰；一切标准，规律，价值全模糊了起来”。而他们又“不愿像现在许多人那么地把自己的真面目用保护色装饰起来，过着虚伪地日子，喊着虚伪地口号”。由于理想与现实不协调，他们跌入消极、迷惘、颓废的精神低谷中，这种心绪为世纪末思潮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中国新感觉派作家深受西方现代派的影响，这种影响又是经过日本这座桥梁传递过来的，自然加载了日本大地震后的虚无、享乐成分。于是中国新感觉派作家在抨击当时社会现实的同时，也下意识地将人们的忧郁、孤独、寂寞、变态心理以及刹那间的感觉、矛盾性格作为重点加以表现。可以说，这种世纪末情绪是当时新感觉派作家自己文化心态的反映。 　　从中日新感觉作家笔端流露出的世纪末情绪首先表现为人的孤独感。今东光的《军舰》反映的是人被机械异化后的忧郁、寂寞、黯然神伤，造船厂技工吉田成天面对着冰冷的毫无人情味的军舰，整日辛苦地干着繁琐的工作，“心中并没有随之生出什么值得依恋的东西，眼见着自己的心为巨大苦闷之后的平静所吞噬，他不免觉得黯然、寂寞，禁不住有些战栗”，在他眼前常会“出现只有手或血肉模糊的脚在飞转――重物跌落时，或者被齿轮咬住时。蔷薇的内脏”。川端康成在《春天的景色》一文中发出感慨：“据说释迦牟尼曾讲过：鸟和枭共栖一树，亲如骨肉时，我才圆寂。蛇、鼠和狼都同住一穴，情如手足时，我才涅??……如今……，象和猴那样地融洽呀。”男主人公借释迦牟尼之口反其意而用之，动物都能和睦相处，而人与人之间却缺乏真诚和信任，缺乏感情的联系和心灵的沟通，“他”与千代子真心相爱却得不到她家人的认可和理解，从而精神上总会感到异常地孤独。《钢丝上的少女》中的“我”回忆起当年妹妹被家人卖给马戏团的凄楚身影，就会涌上一种虚妄的梦幻，因为救不了妹妹，最后以一个飘飞的红气球吸引了正在钢丝上表演的妹妹，使其坠身落地而亡，字里行间流露着悲伤、忧郁的情绪。《春天马车曲》中那对夫妻由于不能互相理解，都有着一颗“寂寞之心”，长期以来造成的隔阂使彼此陷入悲哀和绝望的境地。《幽灵船》中险些遇难的舵手以及受丈夫虐待的妻子，他（她）们都在失去了人性的社会中过活，带着世纪末的悲哀苟延残喘。中国新感觉派作品中弥漫的孤独情绪与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有关。如穆时英生在一个殷实的商人之家，生活条件很优裕，但１６岁后因父亲在商界失足，家道中落，一种树倒猢狲散的末世感和孤独感自然而然地弥漫在他作品中。穆时英曾说这种世纪末情绪就是他感情的印证，“在我们的社会里，有被生活压扁了的人，也有被生活挤出来的人，……生活的苦味越是尝得多，感觉越是灵敏的人，那种寂寞就越加深深地钻进骨髓里”。他笔下的人物成了孤独的代言人，他的诸多作品都笼罩着世纪末孤独的氛围。如《Ｃｒａｖｅｎ“Ａ”》中，在舞女余慧娴的眼里，“处处是异乡似的寂寞”，因为寂寞，每天带着一个新的男子，在爵士乐中消费着青春，“每个男子都爱她，可是每个男子都不爱她”。她知道没有人会怜惜她，没有人会为她守候。她疾呼：“一种切骨的寂寞，海那样深大，从脊椎那儿直透进来……我是老了吗？还只２０岁呢，为什么我有那样的孤独感，那样的寂寞啊？” 　　人的失意感是中日新感觉派作家笔下人物的经常体验。现代都市像个大赌场，到处尔虞我诈，弱肉强食，到处是急功近利之徒，到处是败北者，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没有安全、没有信任、朝不保夕、惶惶不可终日的世界。阅读中日新感觉派作家的作品，总会感到作家笔下的人物都带着一种失败情结，这种失败情结往往通过人物的痛苦宣泄出来。如池谷信三郎的《桥》中，男主人公永远是失败者，他只能和他心仪的女人短暂相聚，而不能永远厮守，他对女人、对人生自始至终怀着一种悲哀、惆怅的意味。在日本新感觉派作家看来，人生观和价值观在现存的时代和社会里被严重扭曲，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基本的信任感，现实是一种真实的残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