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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的“德”与“得” 　　古时“德”通“得”,今天看起来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要有所得就必须有德。以德来谋得,以义来取利,如果一个人尊德、守德、明德、敬德,他的目的是为了失去什么,而不是为了得到什么,那么德就没有了人性来根基,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道德也就成了虚伪的代名词。 　　在普通话语音当中“德”与“得”二字的读音以及调值是完全相同的,然而这两个字对人的作用却大相径庭。人在社会中得到的物质是有形的,而道德品质则是无形的,但是,无形的收益往往在更多的时候是大于有行的物质。因为,只有具备道德良知的人才能受到别人尊重,无论是为官者还是平民百姓。如果一味的追求物质以及名利的话往往受到人民和社会的唾弃。 　　2009年6月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播音员罗京离开人世,相信我们每一个主持人都深有感触,他的离开也使很多观众感到惋惜,在遗体告别当日除了生前好友、亲朋、单位领导以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几万名群众一起送了他最后一程。一位来自河南周口的农民兄弟得知这个消息后连夜坐火车赶到北京手中拿着着一台摄像机,走到广场的西北角,把摄像机支好以后,又在上面挂上了一条挽联,上面写着“罗京兄弟一路走好!”他说“我来得太急了,来不及给他定制一个很好的花圈,就把这台摄像机送给他吧。因为他这一生都是在摄像机前工作的,我也把我最喜欢的东西送给了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就罗京同志逝世向中央电视台发来唁电,并对罗京同志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罗京同志是我国优秀的播音员,政治坚定,德艺双馨,为全国亿万电视观众所熟悉和喜爱。罗京同志在26年的播音实践中,兢兢业业,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为中央电视台的品牌建设付出了辛勤与汗水。”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单位领导无论是同行还是普通观众,无不为罗京的职业精神和道德品质所打动,我们也可以看出,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是维护新闻工作者社会地位、促进新闻事业健康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维护良好风尚的重要载体。在罗京逝世将近半年之后,中国播音主持最高奖“金话筒”终身成就奖颁发给他。罗京之所以能赢得大家的尊敬,除了他的播音水平和敬业精神之外,还有他高尚的品德。罗京一生独钟播音一行,不走穴,不跨行,按说以他的影响力参加一些活动赚取一些高额的劳务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在“德”与“得”之间他选择了前者,也因此得到了大家的爱戴。 　　2009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同样令全国播音主持同行震惊,那就是广东电视台曾经开奔驰和路虎等高级名车的某女主持人被“双规”的消息。该主持人本来业务全面,曾担任其供职单位的大型直播活动和大型晚会的主持工作,并得到单位的认可,可在“德”与“得”的选择中她选择了后者,因为过度的追逐名利而把原本美好的事业毁于一旦。 　　现如今的主持人特别是娱乐节目主持人中或多或少的也存一些重“得”不重“德”的现象,目前可以说是“不俗就无法生存,越低俗就越能挣到钱”,也有一部分 “风格媚俗、言语低俗、动作粗俗”的主持人在赢得较高收视率的同时也冲撞了道德底线,主持人道德素质缺失的例子已屡见不鲜,这也引发了不少观众的反感,造成这种事件或者说是炒作的情况无外乎以下几种: 　　第一,就是各电视台过分追逐收视率从而造成主持人道德自律缺乏。电视台把收视率当成考量节目的唯一标准势必造成盲目追求收视率。收视率也就成了衡量节目质量和主持人能力的标准,从而也就造成少数主持人放松自身约束,迎合庸俗、低俗之风,在语言表达方面过多的放纵自己冲破道德底线。 　　二是主持人准入门槛降低、自身内涵低下。由于盲目追求收视率也使主持人准入门槛大大降低,使很多没有受过专门培训的人以及其它艺术门类的从业者都到主持台前主持节目,这些主持人有的文化修养低,信息储备少,再加上对主持人语言方面的要求掌握不够,同时对国家对于新闻从业者的要求和政策不甚了解,从而造成语言媚俗,主持人在节目当中所表现出的文化修养是观众喜欢他们的重要因素,虽然文化修养与道德素质没有必然的联系,但不能否认的是现实生活中,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人道德素质的形成。 　　第三个原因就是电视节目主持人明星化从而造成节目主持人的定位出现偏差。在市场化、商品化的西方国家,电视台十分注重主持人的包装,希望通过明星主持人的影响来提升栏目的品质。但目前内地主持人实行明星制的时机目前来看还有待商榷,除却主持人自身综合实力外,没有目的、手段、管理等方面明晰有效、切实可行的制度化、规范化的理性保障,主持人的过度明星化,尤其是对娱乐节目主持人的明星化包装更为明显。而面对这样受宠似的包装,许多娱乐节目主持人的道德素质在众多利益的驱使下便显得微不足道。 　　2009年底中视协主持人专业委员会举办的城市电视台60年60人论坛以及颁奖晚会在河北石家庄举办,在论坛中沈力老师的一句话或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