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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转唱词的文学性 　　二人转文学继承了中国古典艺术的传统美学追求，遵循着“情真意切”这一塑造人物形象的基本原则，在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内心世界的披露上，求真、求实、求细。以作家思想感情为纽带，将真、善、美集于一身，极其凝练、精巧地树立起无数栩栩如生、千姿百态的艺术形象。如《包公赔情》，包公长亭之上铡了侄儿包勉，回府赔情时一声“恩嫂”，掀起了王凤英情感的波澜：“你不叫恩娘还罢了，你叫一声恩嫂我更心疼。三弟你未曾做事也得想一想，嫂嫂我当年待你那些恩情。”王凤英从包拯出生、婆婆去世，到“一双乳”养育他叔侄二人；从精心侍奉包拯生活、读书的“一更……二更……三更”，至包拯金榜题名为官的“扎心段”，满腔的爱、恨、怨浓烈地交织在一起，微波细纹，历历可见，将其复杂的情感有血有肉地渲染出来，以致她一怒之下要杀了包拯时，包拯则完全理解此刻嫂嫂丧子的心情：“我今天铡了小包勉，为子之道我应承。”接下来是包公大段的内心真情实感矛盾、撞击的显露、剖析，到“你等我陈州放粮回朝转，纵然是黑头落地也心宁”，二人内心各自复杂的心理活动折腾到了极点。此时，抓住观众的已不再是“戏”而是情，观众为叔嫂二人真挚的情感所感动，用他们的话讲――“叫人难心”。最后，王凤英跪倒在地，让包公陈州放粮。完成了包公大公无私，有情有意及王凤英深明大义、以国为重的典型形象的塑造。 　　同时，二人转注重情感的真实还体现在作家对语言的追求上。二人转作品没有典雅、华丽的词藻，但它总结出的“实惠喀”句句感人，“骨头话”掷地有声，“喜兴词”风趣幽默，“扎心段”字字扎心。这些又皆为言情所妙用，也是它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与众不同之处，即不大讲究含蓄，而更注重“实在”。这个特点与东北广大观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心理特征有关，也与二人转作家本身的审美情趣密切相联。二人转文学的题材相当广泛，无论哪朝皇帝，哪个佳人，凡纳入二人转，皆为东北人，感情的表达形式也“实实在在”地东北化。最关键的是这种东北化的“实实在在”并不等同于或理解为“直截了当”的自然主义的表露，而是生活化与艺术化的高度统一与完美结合。 　　任何时期、任何样式的文学艺术作品都不可能脱离生活，凭空产生，更无法脱离欣赏者而孤立存在。二人转文学亦然，它是根植于东北民众土壤之中的艺术。它首先受制于民众的欣赏趣味和审美要求；其次，二人转独特的表现形式对文学脚本具有规定性，这就是东北民众的欣赏习惯和二人转反映生活的特殊性对其文学的反作用。二人转作为民间艺术，题材是广泛的，作家往往以观众的喜闻乐见来决定选材。“怎样写”则取决于二人转表演的特定规律与作家审美理想的同一性。二人转文学的作家们在整个创作过程中，要始终想着以东北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基本观众，做到“不隔心”、“真知道”，还要清醒地认识到文学脚本是演员二度创作的依据，舞台再现是文学创作的目的。 　　二人转文学具备着诗的品格，它的语言受到中国古典诗词追求意境美的显著影响，因此，追求意境美，成为它的另一特质。中国古典诗词，意境深邃，回味无穷，“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等等，诚如苏轼所云：“味摩洁之诗，诗中有画；观摩洁之画，画中有诗。”纵观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全过程，可见这种“诗情画意”的结合与天衣无缝的情景交融，构成了中国艺术的鲜明特色。如元散曲中马致远的《秋思》，章回小说《红楼梦》中的“黛玉葬花”，元杂剧《西厢记》中的“长亭送别”及民族器乐曲《二泉映月》。中国传统艺术的这一特色能被二人转文学所继承，首先，在于它具备了诗的抒情性；其次，则是它作为诉诸听觉的想象艺术的灵活性，前者奠定了基础，后者创造了条件。 　　抒情性在二人转文学艺术中主要表现为“借景言情，移情于景”，以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境地。故此，二人转老艺人得出了“没景保不住，全仗这一观”的结论。在优秀的二人转作品中，“赏月篇”、“观江篇”和“雨景篇”等绝不是游离于情节之外的单摆浮搁、哗众取宠，而是整个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例如《西厢》“莺莺听琴”中的“月下观花篇”：“并蒂莲花开放成双配对，为奴我单枝孤影开不成双……思之是花不常开人不常在，伤的是月不常圆草不常芳。看起来物有盛衰时有寒暑，就犹如月有盈亏人有生亡。恨只恨老天不遂人心愿，怎不叫花儿常开、人儿不老，月儿常圆，草儿常芳？” 　　这种“化景物为情思”的艺术手法，描摹出一幅活灵活现的生活画面，使观众如见其景，如感其情，把久锁深闺中的怀春少女对人世的慨叹、对爱情自由的渴望、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揭示得淋漓尽致，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达到了中国古典绘画理论中提出的“真境逼而神境生”的程度。 　　同时，二人转的独特性又为其文学的追求意境提供充分必要的条件。二人转作为诉诸听觉的语言艺术，最后完成于听众的想象之中，它不受时空的局限，千军万马、千山万水，天宫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