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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非刑罚化的生成及其实现途径 内容摘要：世代对立的报应刑理论和预防理论的论争导致目的刑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盛行，这为非刑罚化生成提供了理论基础，刑罚谦抑性、人道化理念和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把非刑罚化思想推向了成熟。非刑罚化从制度设置上就是指刑罚宣告的回避、刑罚执行的回避以及犯罪人的社会化处遇。但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长期以来对非刑罚化的存在持一种否定态度，因此，应该从犯罪结果的非刑罚化和刑罚执行的非刑罚化两个层面上建立和完善我国的非刑罚化制度。 关键词：目的刑思想 非刑罚化 生成 实现途径 Abstract: The argument between retribution and prevention theory of punishment result in boom of purpose theory of punishment throughout the world, which precipitates formation of depenalization. Moderation, humanization theory of punishment and criminal policy of “lighter and heavier punishment” reflect maturity of depenalization theory.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depenalization means that we should exclude declaratory penalty and enforcement punishment, exercise criminal sociality treatment. But criminal legislation and jurisdiction have objected depenalization for a long time, we propose that we should establish and impro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ystem of depenaliz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criminal consequence and execution of punishment. Keywords: purpose theory of punishment depenalization formation fulfilment 非刑罚化是伴随着世界性刑法改革运动而出现的，它也是刑法谦抑原则在刑罚领域的直接要求和重要体现。非刑罚化最早可追溯到1893年瑞士刑法采取的“双轨制”，即刑罚与感化 教育 、监护、禁戒、强制工作、保护管束等保安处分措施并行不悖。此后，许多国家在倡导保安处分的基础上进一步 发展 了监督性的免除处罚、监外服刑等形式多样的刑事责任方法。1935年日内瓦第五届预防犯罪及罪犯待遇大会的决议提出，为了有效地预防犯罪，就要使全世界探索监狱以外的方法［1］。1966年比利时通过《新少年保护法》，1975年德国刑法，荷兰现行刑法都对非刑罚化进行了相应规定。而非刑罚化问题在我国的出现则较晚，甚至长期以来，理论和实践上都是空白。近年来，虽然刑法学界对该问题究有所涉及，但都属于介绍性的，一般只是停留在考察我国刑法第37条的理论阐释基础上，对到底什么是非刑罚化，它是怎么生成的，它在我国刑法中到底有没有意义，鲜有深入进行研究者，本文拟对上述几个问题展开初步讨论。 一、非刑罚化生成的契机：晚近时期刑罚目的论争导致目的刑思想的盛行 从现象上看，刑罚是一种施加于受刑人身上的痛苦与否定评价，它是强制性的，既然是痛苦性的强制性的，那么，刑罚为什么要存在或者说为什么要运用刑罚呢？它和犯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就涉及到了刑罚的目的问题，中外对这个问题争论已有千年之久但是仍无定论，晚近时期自贝卡里亚首创刑罚双面预防论以来就更是引起法学家们的思考，并加剧了争论程度，其中观点纷繁。从种类上讲，国内刑法学界通行的观点认为，刑罚目的学说主要有三大学派，即报应说、预防说（或称功利说）和一体论说（或称折衷说）。［3］ （一）报应刑论 刑罚最直接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总是犯罪的对应物，是社会对于犯罪的一种机制性的反应，因而，刑罚的目的在于它是犯罪的报应之观念便由来以久。从古代的神意报应到近 现代 的道义报应和 法律 报应，尽管对报应的解释有量的差别，但就刑罚目的是强加于犯罪人的因其犯罪行为而必然承担的报应后果而言，则没有质的区分。从基督教信条中的赎罪观念,亚里士多德的刑罚来分配正义，到奥古斯丁 “审判良心”，再到康德的等量道义报应学说、黑格尔等价的法律报应论，概莫能外。尽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