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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题】从莫言获奖浅谈中国文学缺乏的翻译战略 【前言】 连日来，莫言荣获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成了许多人热议的话题。人们在兴奋之余，也在探寻中国作家首次获此殊荣的原因。除肯定莫言作品中鲜明的本土化、富含魔幻现实主义的人文情怀、以及《红高粱》电影的传播效应等以外，都强调了充分贴切的翻译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莫言正是得益于其作品已被译成20多种文字，20部长篇小说中，有18部已有外文译本，特别是《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生死疲劳》等3部重要作品，都有了瑞典文译本。应该说，这些翻译成果，在帮助莫言走向诺贝尔文学奖殿堂中，功不可没。 【主要内容】 诺贝尔奖的产生方式，决定着评委的个人偏好对奖项归属意义重大。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初评委员会都由5名院士组成，他们负责从200名被提名的作家中挑选5个决选名额。瑞典学院的院士亚德·隆德奎斯特对亚洲国家的文学评价不高，认为“全球文学创作进程中，亚洲国家有些落后”。谢尔说，自己“对丰富的中国文学，远自《道德经》、唐代大师乃至当代诗人，一直怀有敬慕之意。”与莫言相比，多年来，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一直被冠以“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人”的称号，多次处于各大博彩公司赔率表前三名，却至今未得奖。此外，村上春树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较大，他在美国是“最受欢迎的外国作家之一”，在德国有“日本的卡夫卡”之誉，在英国被誉为“世界文学的原声”，在中国也有最广大的读者，作品在世界各地已有30余种语言的译本。在跨文化时代，语言翻译在不同文化的沟通中，越来越显得重要。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籍评委马悦然早就指出，缺乏好的外文译本，是中国文学进入诺贝尔文学奖视野的很大障碍。不仅中国作品在国际得奖，就是中国图书走向国际市场，对外翻译的严重滞后，都成为加速走出去的共同瓶颈。据统计，我国在岗聘任的翻译专业人员约6万人，不同程度涉及翻译工作的有数十万人，但基本胜任中译外的一成都不到。不少签订了对外输出版权合同的图书，如曾获“老舍文学奖”的小说《受活》，皆因找不到合适译者，至今难以履约。 光指望中国的译者把中国作品译成外文，其局限性很大，因为译者运用母语进行翻译，才最有优势。由于两种文化的差异，中译外许多情节，涉及中国传统的习俗、典故、俗语、双关语等，单纯的文字转换，很难充分达意，需要译者用西方人的语言习惯和接受方式，讲西方人听得懂的“中国故事”，而这一点，正是中国译者的弱项。中华书局出版的《于丹〈论语〉心得》（英文版），就因为有外国译者，对原文的英文表达做了再加工，所以获得较好效果。莫言作品的外文译本，也都是由葛浩文、陈安娜等多位外国汉学家和外国译者承担翻译的。所以，要想走出去质优量多，无疑要首选运用母语翻译的外国译者。 【研究调查】 一般来说，外国的汉学家把持了中国文学出门的翻译权限，这些专家大多数都在大学任教，有固定收入，同时还必须担任相当数量的教务工作。最近，国内对德国顾彬和美国葛浩文的激烈批评很多也集中到这一点上，认为他们之于本国的社会地位决非主流，但跑到中国来指手画脚，非要扮演中国文学的救世主不可，叫人反感！这些批评虽不无道理，但仔细想想，先于汉学家之前，作为中国文学本身，首先缺少什么呢？ 曾经在《中国图书商报》和《中华读书报》上呼吁应该培养翻译人才，同时也应该收拢汉学家，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铺平一条道路，但实际上，纵观中国文学的翻译现状，很难令人满意，因为每次小说被翻译出去的时候，几乎都是单枪匹马，而且被翻译的动机也是多样化的，不是汉学家看中的，就是由版权公司从中推销给出版商，再由出版商反过来寻找翻译者，所有的交涉过程杂乱无章，没有一个定规而言。 最理想的对外翻译，要提倡杨宪益和戴乃迭模式。文学翻译中常见的毛病是，外国译者不熟悉中国文化的深奥，外文虽通却理解不当；中国译者又因外文不到位，译法生硬，词不达意。“杨戴模式”正好实现了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王刚的长篇小说《英格力士》和杨志军的《藏獒》，也是由一中一西两位译者合作翻译获得成功的。对莫言获奖起了重要作用的瑞典文译者陈安娜，是马悦然的学生，也是位汉学家，特别是她的丈夫万之，是位通外文的中国诗人。倡导两种不同母语的译者进行互补合作,是有利于文学作品翻译的。综观世界各国翻译产品，将外文译成本国文字，都占据主要份额。我国也不例外，许多世界名著，都是由中国译者、而非作者本国译者翻译成中文的。我们应当沿用和鼓励这种传统习惯。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有兴趣学中文、译中文。我国现在已建立专项资金，用来奖励翻译中国作品的外国译者，这样做很有必要，还可以加大这方面的奖励力度，每年重奖外国翻译家翻译的优秀中国作品。 【研究成果】 要扩大对外翻译的国际合作，主动寻求外国中介代理人。尽量争取由中外出版机构，从选题、版权、翻译、出版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