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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里有个天使 　　 　　大卫?麦克尼尔充满深情地回顾着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一天，父亲带他去巴黎一家小酒店的情形，工人们经常光顾这家酒店狼吞虎咽地吃午饭，尽情地喝酒。当时，父亲戴着贝雷帽，穿着破旧的夹克和粗布格子花纹衬衣，70多岁的他看上去与周围的环境非常协调。 　　一个顾客看着父亲那颜料斑斑、肌肉发达的手问：“你在附近工作？” 　　“是的，”麦克尼尔的父亲――艺术家夏加尔回答，“我在重修剧场的天花板。” 　　出生于俄国的画家夏加尔擅长画幻想奇特的蓝色的牛、飞翔的爱人、圣经的先知和屋顶上绿色面孔的小提琴手，他深知自己的身份和要完成的使命，但是，对于秘而不宣自己的身份，他的手段却非常高明。 　　他那淡蓝色的眼睛有些斜视、桀骜不驯的头发以及像顽皮的法翁（古罗马传说中半人半羊的农牧神）一样表情丰富多变的面孔，一个传记作家对他的印象是“总处于幻觉中”。大卫的母亲，与夏加尔在一起生活了7年的伴侣维吉尼亚?哈格德?麦克尼尔这样描述夏加尔的性格：“充满了自相矛盾――宽宏大量却又非常审慎，幼稚却又精明，暴露却又隐秘，幽默却又悲伤、脆弱却又坚强。” 　　夏加尔称自己是一个永远不会醒来的梦想家。“一些艺术史家试图解释他画中符号的含意，但是，大家就此不能达成共识。事实上，它们只是他世界的一部分。” 　　曾经是他的朋友和竞争对手的帕布罗?毕加索十分惊异于这个俄国人的光感和意象的独创性，“真不知道他哪里弄来的那些意象，他的大脑中肯定有个天使。” 　　在75年的绘画生涯中，夏加尔创作出令人瞠目的一万件作品，他一直在他的作品中融入象征和叙述，他的热烈、富有人情味的绘画世界充满了个性化象征，公众通常都喜爱他的作品，而评论家们则表示拒绝，抱怨其作品多愁善感、风格同一和使用线条画。 　　据夏加尔本人讲，他1887年7月7日出生于俄国边境的白俄罗斯小镇维帖布斯克时“即为死胎”。悲痛欲绝的家人用针扎他的身体来刺激他的反应，绝望中，他们把孩子带到外面放进石槽的冷水中，突然，孩子发出了哭声。 　　夏加尔的父亲在一家鲱鱼货栈工作，母亲经营一家食品杂货店。虽然夏加尔在一个没有图画的家庭中长大，然而，他却缠着母亲把他送到当地一个肖像画家开办的美术学校。 　　在以后所有关于维帖布斯克的回忆性作品中，夏加尔一直认为这个小镇无聊、狭隘――“奇怪的城镇，令人不快的城镇，令人厌烦的城镇，”1907年，当他19岁的时候，设法从父亲手里搞到了一小笔钱，动身去了圣彼得堡，进入皇家协会的美术学校。 　　但是，他讨厌正统的美术训练。他的钱很快花光了，有时甚至饿得晕倒。1909年，夏加尔参加了莱昂?巴克斯特的课程。巴克斯特到过巴黎，是艺术界久经世故之人，他满足了夏加尔那富于表现力、反传统的绘画手法，使年轻的夏加尔耳闻了莫奈、塞尚、马蒂斯这些新奇、陌生的名字。 　　 　　夏加尔在自传中写道，“巴黎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甜美的字眼了！”1911年，由于沙俄国会杜马的一个支持者提供津贴，24岁的夏加尔到了巴黎，住在蒙帕尔纳斯附近的一个艺术家社区。他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通常把一条鲱鱼切成两半，鱼头吃一天，尾巴吃一天，他裸体作画，以免把唯一的一套衣服弄脏。 　　许多人认为夏加尔在巴黎逗留四年期间的作品是他最大胆、最富创造性的，他研究当时流行的立体派和表现主义，并把双方的特点都融入自己的作品中。 　　夏加尔于1914年回到维帖布斯克的时候，只想做短期停留，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却改变了他的初衷，他与这里最富有家庭的漂亮女儿贝拉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他们1915年结婚，在“城镇上空”（他的众多飞翔恋人作品中的一幅），夏加尔偕同美丽的贝拉，在天空中飞翔。城市的上空，爱情在轻轻地歌唱，如天籁一般绵绵不绝。 　　1917年，夏加尔欣然接受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使他欣喜的是，新政权给予犹太人充分的公民权，不再要求他们离开指定的区域时必须带着通行证。他被委任为维帖布斯克的艺术代表，开办了自己的美术学校。 　　但是，他很快发现革命者们喜欢的是抽象的艺术和社会现实主义，在苏联郁郁寡欢地生活一段时间后，1922年他动身前往柏林，一年半后，带着妻子贝拉和6岁的女儿艾达到巴黎定居。 　　纳粹迫害犹太人的行径日益使他感到恐慌，夏加尔在1938年作了一幅名为“白色十字架”的政治性很强的画。当时，51岁的他正处于艺术创作顶峰时期，作品描绘了一个腰上围着祈祷披巾、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以此象征所有犹太人的苦难。1941年，夏加尔携妻子登上了一艘开往纽约的轮船。 　　夏加尔在纽约的六年并非是他最快乐的时光，他一直没能适应美国的生活节奏，也没有学会英语。但是，他喜欢在曼哈顿的街区散步，买果馅奶酪卷和鱼糜制品，读犹太德语报纸。 　　那几年，他的作品常常是晦暗的悲剧性色调，描述被大火吞噬的维帖布斯克城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