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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　你要多高的地位 　　女人是谁的作品？女人是天生的弱者吗？为什么今天有的女人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男性？对于这些不起眼的小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 　　身为女孩、女人几十年了，也没怎么觉得受了压抑、受了委曲。是个体的麻木，还是整体的进步？许多人想不明白。 　　闹得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究竟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也总是有人弄不清楚。 　　身边不时响起妇女地位权益问题的争论，各有各的道理，谁也不能说服谁。 　　甚至还有男士很不屑地反问：“女人的地位――还低吗？”那语气仿佛生活在底层，受尽不平等折磨的是男性而不是女性。 　　在纷杂的歧见中，且让我们听一下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女士的观点――女人到底想要多高的地位？ 　　 　　中国女人地位“螺旋式上升” 　　 　　用“女人的地位”这样的话题去说明什么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说到“地位”就会有高低的区分，而高也好、低也罢，总是有不同的参照物。我们总不能把女人地位简单而精确地用数字或一个什么具体而生动的词来概括。不要指望哪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地位会像地理课本注明珠穆朗玛峰海拔8848.8米那样明晰，而几千年来是否增高了一点又成学术争论的焦点。 　　笼统地说，妇女已经解放若干年了，已经顶了半边天。而生活当中，关于男女不平等的信息就没有断过。女权主义者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努力。当然也有一些女孩、女人没有一点不平等的感觉，有的倒怜悯起男士，甚至颇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味道。 　　就在100年前或者50多年前，中国的女人没有权力，也没有人关注女人。她们没有自己的名字更没有自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订了她们的终身。这一辈子是福是祸，全凭红盖头掀起的那一刻；是苦是甜，这一生一世都得凭天由命。 　　九十多岁高龄的刘李氏住在北京东边一个镇政府的敬老院，她算是20世纪初一代女人的“标本”。刘李氏14岁结婚是给久病的丈夫冲喜，新婚之夜小她两岁的丈夫咽下最后一口气。出嫁就成了寡妇，刘李氏苦熬了80多年，孑然一身。每次说起自己的一生都泪眼汪汪的。然而六七十岁的村里人至今清楚地记得，解放初政府劝她改嫁，她好像受了奇耻大辱，又上吊又抹脖子地寻死。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概让现在的年轻人又好气又好笑。就是在较为封闭的农村，刘李氏也成了笑柄，镇上的年轻人戏称老太太是 “封建社会的漏网之鱼”。 　　其实在1919年，就是刘李氏结婚的前一年，五四运动已经向封建传统发起冲击。好在刘李氏只是少数中的少数。五四运动举起了反封建大旗，开启了男女平等的篇章。 　　在漫长的20世纪里，先是一批勇敢的女人冲出家门去革命，翻身得解放，毫不犹豫地顶起了半边天；后来又有女人以各种借口返回厨房。现在看来，“家庭事业”两相顾的女人还是最多，当然也有人做全职太太。有工作的权利，也有回家的自由，这是女人经近百年的艰难跋涉才到达的一个高地。 　　李银河直言：“在过去的1个世纪里，中国妇女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这是毋庸置疑的。只是这个提高的过程可以说是 ‘字字血声声泪的一本苦累帐’”。几代中国妇女经过极其痛苦的三次否定:“五四以来否定旧传统；80年代否定男女一样； 90年代否定男人有男人样、女人有女人样”。她认为在这个漫长的否定过程中“中国妇女地位呈螺旋式上升”。 　　 　　男女都一样――走进死胡同 　　 　　从五四反封建运动第一次反对“男尊女卑”、“三从四德 ”开始，到新中国成立伊始，毛主席大手一挥，“女人能顶半边天”的声音传遍全国城乡。“同工同酬”像天上掉下的馅饼，让广大妇女欢天喜地地顶起了半边天。那个年代的人，没有不知道铁姑娘队、三八班的。正如福柯所言：“社会能够改变肉体，甚至能塑造她的生理功能”。 　　徐先生的老伴年轻时是“铁姑娘”队的队长，老太太在家里家外从不提及当年的万丈豪情，只有健谈的徐先生愿意像说评书一样把老伴年轻时的飒爽英姿展现给别人，说到高兴处，乘老伴不在家还会拿出当年“铁姑娘”队的合影给人看。老伴要在家，徐先生也不敢轻意提“铁姑娘” 这些事。徐先生说老伴一提“铁姑娘”队就伤心生气。年轻时拼命蛮干――男人干什么她们就比着干什么，男人干多少她们就比着干多少，好名声是传出去了，一身的病痛也落下了。回想年轻时的傻劲，老太太觉得心疼。有一次外孙女好奇地问姥姥:“什么是铁姑娘”，老太太没好气地说:“那是愚昧”，把个没上学的孩子说得云里雾里，自己嘟囔了一句“有病”。从那开始，谁提铁姑娘就回敬一句“有病”，别的什么也不说。 　　文革中的“男女都一样”让人有点难以置信。这是毛主席一句 “女人能顶半边天”的结果。老人家说这话也是好心，但确实没办成好事。老人家光惦记着让妇女出来顶半边天，却忽略了中国妇女是家庭劳动的绝对主力。毛主席一句话，她们就担起社会劳动的重担，家庭劳动要卸下一点，却艰难万分。 　　那时也有不信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