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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道德社与近代慈善事业 　　女道德社（以下简称为女社，其附属的慈善机构世界妇女红万字会则简称为女会）是妇女修身和行善的机构，1921年筹备于济南，次年正式成立，总社在北京（北平），是民国时期颇有影响的妇女团体之一。女社对于妇女解放运动虽不甚积极，但在慈善领域却颇为活跃。 　　 　　女社兴起的动因 　　 　　作为一种促进公平、减少波动的社会调节措施，慈善事业广泛存在于任何地方和任何时期。近代待救群体十分庞大，近代慈善事业逐渐兴起，愈来愈多的妇女也参与其中，成为慈善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突出亮点。 　　首先，近代慈善事业需要妇女的参与。近代中国天灾人祸连绵不断，众多的灾民、难民不是沦为饿殍就是四处逃亡；传统的社会结构不断解体，不少人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的状态，陷入生活困境。因政局不宁，军阀混战，各级政府自然无心、无力从事救济，即使有所救济，也是杯水车薪。由于灾祸的重重打击和普遍的贫穷，一般人自顾不暇，焉有余力照顾他人，那种一家有难、邻里宗族相帮的互助传统明显减少。善堂等也因社会动荡，赈济频繁，捐赠减少，善款枯竭，以至于日常运转都难以维持，救助活动更是有名无实。于是，由地方少数人所主持的善举就不得不让位于以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为基础的近代慈善事业，在这种背景之下，妇女介入慈善领域自然也为各界所欢迎。 　　其次，慈善事业也是妇女参与社会活动的一个突破口。在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里，妇女非但没有经济和人格上的独立，而且鲜有涉足社会事务的机会，即使有行善之举，也只是个别人的行为。虽然有的中上阶层妇女曾参与了清节堂、恤嫠会的创办和管理，甚至还充当善堂董事等，借此获得了参与社区事务的空间和超越家庭的权力，但也仅限于与妇女有关的救济活动而已，对提高妇女地位并没有直接的帮助。近代西学东渐，男女平等逐渐成为社会的潮流，愈来愈多的妇女走出家门，或求学或做工或从事其他活动等，随着眼界的开阔，其自我意识也不断觉醒，开始争取社会权利，鉴于当时的环境，有的女性选择了行善这一间接途径。1930年4月，青岛的丛世俭、刘淑贞等数十人发起成立女会时就表示“以张女权而利慈务”。 　　最后，道院推动则是女社成立的直接原因。1921年，济南道院成立（后被尊称为母院），次年经北洋政府立案为宗教团体，很快就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道院“礼敬多神”，标榜基督教、回教、儒教和佛教和道教五教同修、不偏不倚，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国际化的雄心，但其教义并不系统严密，主要靠扶乩这种中国古老的迷信形式求得所谓神的启示，当时就为国内舆论所诟病，要走出国门，难度很大。为此，道院也颇动了一番脑筋，1922年专门组织了世界红万字会“去办度人救世的慈善事业”，举凡对外活动均由该会应付，借以减少扩展阻力；同时还大力宣扬男女同修，组织女社，以唤起妇女的信仰，扩大社会影响。 　　按有关章则，女社和女会属于同一机构，不过一个对内一个对外而已。女社是“女方集修之所”；女会负责办理慈务，“以促进世界和平，救济灾患为宗旨”，1929年总会成立，附设于女总社内，各地设分会，会员(只有社员方能成为会员）则依照捐、募以及所纳会费的多寡，分为特别、名誉、普通和终身四种。本来，女社成立后应再附设女会，实际情况未必如此，如1935年，全国女社计有140余处，而附设女会者尚不足一半，因此，慈善活动基本上由女社来承担。 　　女社由道院指导而成立，其兴盛与否完全取决于道院活跃的程度，道院以华北、华东和东北地区一带居多，华南和西北甚少，女社分布也大抵如此。其中山东为“道慈发源之地”，到1935年，全省道院近70处，女社也达到了30多处，至于社员仅济南女社（1931年被称为母社）就达1717人（当时全国为18161人），若再加上烟台、青岛等地，社员人数则更可观。另外，社员还具有家庭化的特点，一般地，其夫、父多为道院中人。 　　随着活动的频繁，各地女社也认识到要弘扬慈业，仅依靠道院是不现实的，必须独立地负起管理的责任，1935年在济南所召开的第一届女社大会就是这一指导思想的产物。 　　 　　慈善观念及实践 　　 　　女社主张“修道于社内，行慈于世上”。在激励妇女自觉行善方面，女社除了宣扬民间所流行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以及积阴德等说教外，主要就是借助于扶乩的办法，通过妇女所熟知的菩萨等发布训示，反复阐述道慈（即修身和行善）之关系，强调二者一表一里，密不可分。道属内功，是无形的，就是内修，静坐调息；慈为外行，属有形的，就是乐善好施。没有内功，则慈失去了根基，若无外行，则内功无从体现。如果仅闭门自修，而不在利济他人上下功夫，与社会毫无益处，势必出现厌世主义；慈离开了道，不是失于虚伪，便是失于矫情，纵然良心偶尔发现，想着真心救济人，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总之，妇女要想做个完人，内修外慈就不可偏废。 　　行善属自救救人，就应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