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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脚下的记忆 　　他们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1954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解放军二军大部、六军一部、五军大部、二十二兵团全体集体转业，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次年初，农垦部和建设兵团研究，计划在河南、四川、江苏、山东等省继续调集人员。这些地方的不少年青人由此而入疆……50年过去了，说起当年人疆的经历，他们中的许多人依然感慨万分。 　　 　　新疆寻梦 　　 　　“那年我初中毕业，全县可能只有三四个初中毕业生吧，”50年后，朱敬林仍然很自豪曾经是全县拔尖的人才，正因如此，他被选中参加了支援新疆的队伍，“全县只有一个中学，我一毕业，乡上就发了通知，我报了名，去新疆开拖拉机。”他当时得到的消息是，在新疆开拖拉机每个月的工资是50元，“比县长的工资都高啊，”朱敬林毫不犹豫，那时，填饱肚子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从新疆到县里宣传发动的人说：“凡是有文化的，到新疆可以做技术工作。”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美事，他报名后只等着未来的好日子了。这时，新疆在朱敬林的心里成了一个大大的、可以吃上一月、一年的饼，他再不想饿肚子了。 　　1956年5月20日，朱敬林从河南商丘上了西行的火车。“我们县来了两千多人，有一个民政局长送，新疆去了一个连级指导员接的。”他用一个被单裹了几件衣服，家里没有什么可以带出来的东西，“每一个车站都发馍、大饼和饼干，不用花钱，吃饭都是政府管。”一路上敲敲打打，锣鼓喧天，每一个车站都是欢迎的人群，这是一道让朱敬林激动的风景。 　　“我的老家是河南省柘城县的，那年我还不满18岁啊!”那年，白秀荣是一个性格活泼的姑娘，“我那时就很要强，我想自己出去闯闯。”白秀荣记不清是不是上了朱敬林的那趟火车，但应该是差不多的日子，“到我们县里宣传的人说新疆好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像我们年龄小的还可以上学。”她是唱着歌上的火车，远方正吸引着她和一帮姐妹。 　　火车走得很慢，晃荡了7天之后，甘肃张掖到了，在这里，从新疆来接人的汽车已经排开了溜等在那里。这时，“再往前走，路两边的景色都变了，一点绿色都没有了。”一路上有说有笑的年轻人上了汽车之后，全都闭上了嘴，有的竟然抱头哭了起来。 　可是，汽车却没有停下来，这些年轻人的哭声和眼泪洒落在干涸的沙漠里，很快就蒸发了。白秀荣身边的哭声更多，那些懵懂的姑娘突然面对不同于家乡的景致，心头遭到了难以承受的打击。“我不能出尔反尔啊，我们全县来了好几千人，十五六岁的，十七八岁的，都还没有结婚。”这帮小姑娘不同于朱敬林那些人，他们从小在县城长大，去新疆为寻梦为了好奇，而非填肚子，可是，他们在半道上突然发现，梦过早地破灭了。 　　汽车的行程又是七天，昼行夜宿，见不到了城市，乡村也退去了，兵站是他们唯一能够住宿和补充给养的地方。过了星星峡，新疆，一个超出朱敬林和白秀荣想像的地方，朝着从东方走了几千公里路的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扑面而来。“闻一闻，连风的味道都不一样了。” 　　“那年七月，我拿到了新疆军区的学校录取通知书，”赵天益目前已从兵团党委组织部领导职位上退了下来，“我们那一批人全是学生啊，有河北的、江苏的、河南的。” 　　1954年，解放军一野二军、六军，陶峙岳的起义部队22兵团，三区民族军等军队放下了武器，在新疆就地转业为生产建设兵团。“王震向中央要人，中央就批准了三省选拔2000多青年学生支援新疆。”赵天益感慨万千，“我们那批河南来的学生，几乎抽干了郑州、洛阳各个中学的尖子生。”他那时经常是洛阳孟津一所中学的第一名。 　　赵天益收到从新疆来的通知书之前，他已经被一所地质学校录取了。“团委动员我到新疆，我第一个报了名，第一个就录取了，”他那时还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到北京读中国人民大学，“我妈找很多人说服我，不要到新疆去，她为此患了一场病差点死去。”但他已经别无选择，对他很器重的中学校长孙景云找来一辆马车，把他和一个同校的女生吉惠芳送上了去往远方的路途。 　　赵天益和他同学抱着一个美好的梦想，到新疆上学去!可是，学校在哪里呢?“开始说学校在兰州，我们就被火车拉到兰州，后来又说在乌鲁木齐，就又被拉到武威转汽车，一路不停往西赶，下车一看，已经到了石河子。”那是一片戈壁，比河南省还要大的准葛尔沙漠，“第三天，我们就被分到农八师机耕农场(现石河子总场)连队种棉花。” 　　“招生的时候，新疆去的人穿的是便装，一上火车，他们全都换成了军装，我们思想上一下子波动很大。”白武剑也是从洛阳上的火车，“每人发了一套蓝色衣服，上衣口袋上一个红方块‘学生建设边疆大队’，我先被分到独立28团(现兵团农十师前身)，后来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去读书。”28团在距离乌鲁木齐700公里之外的一个小镇上，等他走了10天赶到时，“名额已经被别人顶了，军队的领导说你就上个中专去吧。”他又带上行李赶到呼图壁，“在那里上了一个培训班，学了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