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有一个硬梆梆的名字.docVIP

她有一个硬梆梆的名字 　　一个“甩到墙上那就是3个洞”、铜豌豆般硬梆梆的名字――“江邦固”――却被一个女人叫了几十年。小时候，她不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它不像花啊，梅啊，薇啊之类，听名即可定“性”，甚或带出一种美丽。青年了，刚进大学门，因为这个名字被还未谋面的同学质疑：“怎么女生宿舍塞进来个男的？”她多次向父亲 “请命”改名字，父亲并不反对，但总是说：以后再说吧。 　　这个“以后”，就“以后”到了今天。当了律师的江邦固玩笑道：“没改名字是件幸事，年龄越大越觉得这个名字对我很合适，不虚浮，不花哨，坚韧有力，做人、做律师都应该具备这种素质。” 　　 　　法律，一定是我的职业 　　 　　2000年，江邦固，移民11年、快40岁的两个孩子的母亲，在加拿大多伦多重新跨入了法学院，那个被公认为精英汇聚的圣殿，一如她18岁那年。 　　18岁那年，她说过一句话，令大人和同学们吃惊：“法律，一定是我的职业。”一个刚刚被称之为“成年”的年龄，懂得法律？但却莫名其妙地对它存有一种情愫。几十年来，无论她是学生还是教师，无论是否从事法律专业，这种情愫不灭，表现在形式上，就是从小到大一路的出类拔萃。她如愿以偿考进了西南政法大学。 　　在政法大学里，她学习成绩不仅全班第一名，更重要的是她表现出来的领袖才能和法务工作者的素质：在班级学生组织中，她身兼数职；没有谈过恋爱，却被受着感情折磨的同学拽到黑黑的走廊“请教谋略”、“咨询心理”；学生模拟法庭，她担当最主要的位置――起诉官；案例分析课堂讨论，她是公认的“最可怕的对手”…… 　　毕业了，走进北京的江邦固成了中国政法大学一名年轻的教师，讲授“中国宪法”。接下来的几年里，她校内教学，校外普法，忙碌中受到欢迎和瞩目。一位老教授因聘用合同问题跟校方有争议，学生们知道后直接找到院长说：老教授来不来没关系，我们有小江老师就行。 　　1989年，江邦固移民了。而后，走了那段长长的与法律毫无瓜葛的移民路，餐馆打工，两三个月跑烂一双鞋；服装厂车衣，拿一小时几元的工钱；年幼的儿子留在国内，她心头永远牵着一根线，那头儿系着看不见、摸不着的孩儿，心，不时地要痛……所有这些交集在一起，能是什么？是重载，心理和躯体裹在一起的重载，这重载有时能彻底压垮负载的人。 　　但江邦固没有垮，四川女人的性格坚韧、耐得劳苦是出了名的，而她都具备。 　　她需要什么？她要做律师，在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法律制度体系中体现自己最基本的价值。但是谈何容易啊。她面前摊开一摞法学院历届的入学考卷，刚翻开第一页就放下了，不懂，连题目都不懂，那薄薄的几张纸却重似千斤，她担不动，只能悄然流泪。几年后，再次拿出了考卷，用了一天的时间做完了应半小时完成的一道考题，她面露喜色。又几年后，再次翻开考卷，她笑了：当初我怎么会那么笨？! 　　几开考卷，用了快10年，专业回归的前期准备，也用了快10年，她像个工蚁，不断地搬运和储蓄；她像一滴水，持恒地“砸”向顽石上那固定的一个点。过程中，还要应付来自多方面的苦涩和艰辛。大儿子从国内来了，小女儿降生了，她是母亲，母亲要像律师恪守天职一样恪守母亲的天职：抚育儿女，倾注心血，尽职尽责。 　　当小女儿过了5岁，那个被专家认为人生中关键的前5年的时候，江邦固报考了法学院，并再次“金榜”得中。5所院校的录取通知书一并摆开，张张精致精美，龙飞凤舞的校长签名就是权威的认可和召唤。她选择了多伦多的奥斯古丁法学院，理由是：历史悠久，规模最大，“那里的气氛很适合我。” 　　至此，“法律，一定是我的职业”――她跨出了“里程碑”般的一步。 　　 　　法学院里的母亲 　　 　　法学院的学生都是来自各大学的卓越精英，与他们为伍，江邦固有理由自豪。但是： 　　三百多名同学，平均年龄25岁，只有她一人是母亲，并已是中年；只有她一人每天消耗三个多小时往返，为的是让孩子天天见到母亲；只有她一人的母语非英语……面对这一切，江邦固需要的是信心，一种坚定的、能抵挡任何阻力的信心。她有，信心来自她对自己的知悉：“有着我们这样背景的人是优势劣势并存，一旦能有机会展示优势，就一定能脱颖而出，因为你本来就与众不同，因为诸多的经历为你作了精彩的备注。” 　　2000年9月开学的第一堂刑法课。女教授带着职业性的微笑，环视着全班七十多名同学。一切都是陌生的，学生和学生之间，学生和教授之间。突然，女教授对江邦固说：“BangGu，你好！”咦，教授竟然认识她！大家齐刷刷地把头扭向坐在后面的江邦固，眼睛在问：“你怎么认识她？”“她怎么认识你？” 　　怎么认识的？是因为2月份招生的那次面谈。本应半个小时的对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很担心自己口语表达能力的江邦固那天却镇定自若，还似乎游刃有余。两位考官关心很多问题，但最想知道的是：“在中国你选择了法律，在加拿大你还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