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社会工程师》何去何从.docVIP

青少年“社会工程师”何去何从 今年1月，共青团中央联合中央综治办、民政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强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意见》提出规划，到2020年，初步建立20万人的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 青少年事务社工，很多人并不熟悉。被誉为“社会工程师”的他们在做怎样的工作？ 我是谁 身份认同之路 谈起10年职业生涯之“坎坷”，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长宁区社工站站长徐斌可有话要说。 “最早我们的办公室在街道办事处里，只有9平方米，挤了3个人。最开始上门服务时，经常被社区保安当成是传销或者卖保险的。不仅如此，我们还要经常面对一些青少年及其家长的排斥感和陌生感。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搞不清楚我们的身份，只是觉得又来了几个帮忙干活的。” 徐斌的职业生涯是从身份困惑开始的。那时是2004年，“社工”还完全是个新概念。其实，甚至连大学读社工专业的徐斌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将是什么样的，“我记得当时系主任说我们大家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社工是个舶来品。社会工作在西方国家兴起已有百年，在我国内地却仍处于初级阶段。上海是全国最先启动专业社会工作的城市，徐斌是上海市第一批青少年事务社工。他见证了上海市青少年事务社工发展10年来的变迁和成长，看到了这个职业从社会完全不了解到被接纳、需要，再到不可或缺。 2004年，上海市开始探索通过专业、专职工作队伍，进行青少年服务管理和犯罪预防工作，改变仅依靠共青团组织、志愿者来零星开展工作的困境。团上海市委、市社区青少年事务办推动注册成立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建立了一支由500余人组成的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为6.3万名社区青少年提供服务。 上海市阳光中心总干事范惠娟也曾是第一批青少年事务社工。“2004年，我们开始到社区住户家排摸情况，称之为‘扫楼道’。”范惠娟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8月的上海烈日炎炎，我们的遭遇经常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住户开着铁门站在门里，我们站在门外。门里凉飕飕的，门外热得要死。” 当年也招聘了一部分公安来充实社工队伍，起初一部分公安不以为然：“我们都没办法管的青少年，你们也管得住？”慢慢地，他们发现青少年事务社工真起作用，才接受了，然后共同去做一些工作。 这种经常被服务对象拒之门外、被其他人不理解的情形，到2006年、2007年才开始缓解，青少年事务社工开始被一部分人知晓，甚至开始有家长上门求助了。2013年，是上海青少年事务社工工作发展最快的一年。姚明和一线社工参演了以社工关爱边缘青少年为主题的《我有阳光》公益微电影，这个微电影在集中宣传一个月后，经电话抽样调查，青少年事务社工社会知晓率提升近3个百分点，新增覆盖30万青少年。 随着社会公众对青少年事务社工认识的加深，人们看到，这个秉持“助人自助”原则的专业化队伍，时而是青少年的“导师”、“引路人”，时而是“同路人”、“有益的玩伴”，时而又是“社会资源的链接者”。 “社工的专业服务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修复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作出了突出贡献。犯罪青少年的行为习惯得到有效改善，社会支持体系进一步完善，为其顺利回归社会打下坚实基础。同时，社工积极开展被害人救助和刑事和解服务，以修复被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同时有效节约了刑事司法成本。”首都师范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席小华高度评价青少年事务社工对于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作用，“社工介入还有效实现了少年司法工作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社工帮助少年司法部门完成的司法社会调查、涉嫌犯罪少年帮教、刑事和解、犯罪被害少年救助等各项工作，弥补了司法人员时间和专业能力上的不足” 。 “不好干” 现实很骨感 郭士杰退伍前，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一名社工。2011年，在无锡当了5年兵的郭士杰，误打误撞进入了社工队伍。“起初我对社工的工作也没有任何概念，我当兵这么多年，和社会有点脱节了，当时只是想找一份能够和社会接轨的工作。”郭士杰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在国内，很多社工都是和社会工作“意外”结缘的。 目前全国的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人员中，大多数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教育，虽然有一定的工作实践，但经验型的居多，缺乏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知识和技能，工作手段和方法相对落后。席小华建议：“在青少年社会工作者队伍中，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的学生数量很少。因此，提升现有青少年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素质是当务之急。” 相对于庞大的社会需求，青少年社会工作者的压力越来越大，急需更多力量充实进来。郭士杰现在服务的社区青少年共有46名，联校生10名，除了日常的走访接触对象，他还需要做各类文案工作以及自身的学习提升等。社工在西方被誉为“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