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作证豁免制度的建构模式与路径.pdfVIP

2013年9月 海峡法学 Sep. 2013 第3期（总第57期） Cross-strait Legal Science No.3 (Sum No.57) 我国作证豁免制度的建构模式与路径 王君炜 摘 要：作证豁免在获取特殊重大犯罪案件的关键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等方面具有现有的刑事司法制度所无法代替的价 值。作证豁免不同于诱供，它有利于缓解我国目前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因而具有正当性。此外，作证豁免制度的建立 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和参考样本，并与现行法律发展的趋势相契合，因而具有可行性。作证豁免制度包括了对作证的同 案嫌疑人的不起诉制度和对作证的同案嫌疑人的保护制度等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对作证豁免的立法应当采取分散式模式， 在起诉程序、证据制度等中分别规定作证豁免制度的相关内容。作证豁免制度的建构应当先由各地的司法机关开展改革 试验，并由立法机关在较为成熟的时期推进作证豁免的制度化。 关键词：作证豁免；同案嫌疑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不起诉；权利保障 中图分类号：D915.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4-8557（2013）03-0097-07 作证豁免制度，是指“国家为取得某些重要的证据或比较重大案件的证据，或者为追究首恶分子 的严重罪行，对同案或其他案件中罪行较轻的罪犯作出承诺，如果他们放弃拒证权而提供某些关键的 证据，将不再对其进行刑事追究”。[1]430 作证豁免制度中的证人，其实就是同案犯罪嫌疑人，即所谓的 “污点证人”。为更好地打击特殊的重大犯罪，许多法治发达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污点证人”作证豁免 制度。“污点证人”在德国被称为“王冠证人”，在我国台湾地区被称为“窝里反证人”，在英国和我国 香港地区称为“边缘被告人”。[2]262-263 我国大陆地区立法中没有规定“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但在 实践中却存在着类似作证豁免的司法行为。因此，作证豁免制度在我国已逐步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 的广泛探讨。在我国是否有必要和可能建立作证豁免制度，应当以什么路径及何种模式进行构建，需 要通过进一步的研究予以明确。 【收稿日期】2013-06-24 【作者简介】王君炜（1987-），男，福建泉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刑诉法专业 2011 级博士研究生。 97 一、建立作证豁免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现行法律并未规定作证豁免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为了更有效地指控贿赂犯罪、 有组织犯罪等重大犯罪，往往采取选择起诉的策略，利用同案犯罪嫌疑人的证言对主犯提出指控，而 对该同案嫌疑人的部分或全部罪行作出不起诉处分。这种没有法律依据的司法行为反映了我国建立作 证豁免制度的紧迫性。在我国贿赂犯罪、黑社会犯罪等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作证豁免制度可以发挥 现有的刑事司法制度所无法忽视的价值。同时，建立作证豁免制度可以对实践中存在的利用同案嫌疑 人的证言指控犯罪的职权行为予以规范，以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建立作证豁免制度的必要性具体可 以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指控特殊重大犯罪 在职务犯罪等特殊类型的重大案件中，犯罪行为大多极为隐秘，犯罪手段极为复杂，如果没有直 接参与案件并知悉案情的人协助，即便掌握了相关的犯罪线索，也很难获得指控犯罪的证据。我国现 行的侦查措施主要是针对普通犯罪的特点设置的，致使特殊犯罪的侦查工作常常陷入困境。在现有的 制度和条件下，对于特殊重大犯罪的惩处往往依赖于四种措施和制度：纪检监察部门的非诉讼措施、 自首与立功制度、酌定不起诉制度和技术侦查措施。尽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对于重大的 贪污贿赂案件、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等重大的特殊犯罪案件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但侦查技术设备不到位、科技含量不高，技术侦查人才不足等问题使得技术侦查在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