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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修辞学》读书报告 ——浅析《汉语修辞学》中辩证法的运用 11中文A班 114030034 王伟 摘要：王希杰先生的以《汉语修辞学》为核心的通论体系是汉语修辞学由发展向提高转化的标志，他的整部作品及其研究都贯穿着辩证的方法。 关键词：修辞学；辩证法 纵览《汉语修辞学》全书，它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不论是修辞学方面的理论知识，还是关于修辞格的研究，都贯穿了辩证的思维方法。尤其是对修辞格的划分，依据的是均衡的对立观、矛盾观和变化等哲学观点。 作者在其他文献上关于辩证法的论述 1996年，王希杰先生首先在《汉语修辞学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讨论了辩证法，并指出了其在修辞学中的重要性，他说“加强辩证法,这是中国修辞学进一步发展繁荣的一个关键”，“辩证法的核心是从内在的联系中来把握事物”，“辩证法是修辞学科学化的生命线,只有修辞学内部的一些概念、规律、规则都是有机地相互联系的整体,一种有机联系的关系网络的时候,修辞学才是真正的科学”。[1] 继而在1998年，他《二十世纪汉语修辞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提到“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辩证的文化。辩证法是中国传统思维的核心。中国的传统思维,一个特点是特别重视简单性原则。《易》之所以叫做《易》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指出“传统修辞学的辩证观念还表现在基本概念比较少,是灵活的可变的相对的,相互补充的,可以相互转化的”。[2] 2003年，作者在《修辞学: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一文中对修辞学中辩证法的观点是：“修辞学的核心、灵魂就是:创立规则又鼓励打破规则,强调有规则和无规则的对立统一”；“对规范和创新、有法和无法,在两者之间保持着平衡、把握住了度,就是辩证法。”。[3] 2013年，作者发表了一篇名为《汉语修辞学三十年》的文章，重申了自己的观点：“《汉语修辞学》的核心是结构和关系；重要的不是实体本身，重要的是实体之间的关系，实体在其所隶属的整体之中的位置”，“表达效果不是简单由话语本身所决定，取决于交际活动中的多种多样矛盾，表达效果取决于多种多样矛盾的动态的平衡”。[4] 其他学者对王希杰先生在《汉语修辞学》中的辩证法也特别关注，王福德教授评述说“他特别推崇《周易》中‘二元对立’又辩证转换的哲学理念，坚持‘修辞立其诚’的原则”。[5] 《汉语修辞学》中的体现 首先，作者认为：“事物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相似关系和相关关系，许多修辞格的核心正是相关关系和相似关系，例如比喻的基础就是相似关系，借代的基础则是相关关系。”[6]因此，他在对修辞格的定义上就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修辞格是接受、阐释的重要表现工具”、“修辞格其实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也是人们发明创造的方式”。[7]这两个观点是此前任何修辞学著述中都未曾提及的，它们是作者突破常规的创新性思维的理论结晶，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他还认为“辞格本是不同时期、不同的研究者依据不同的标准陆续建立起来的，其来源本来就有矛盾的，各个辞格之间本来就存在着交叉现象。”[8]这也体现了辩证法中对立统一的观点。 其实，最能集中体现作者对辩证法的运用的部分是第七章，论述了“语言的均衡美”，提出“均衡，是美学的基本原则之一，建筑、绘画、音乐、舞蹈都追求均衡的美。探求语言的均衡美，是修辞学的任务之一”。[9]他还例举了“对偶”、“对照”、“排比”、“顶针”、“回环”等修辞格进行具体的阐述。后来，作者在修订版上为了保证理论系统的完备性，在强调语言均衡美的价值之外，特意添加了第九节“均衡的局限和超越”，从而将语言均衡美的理论加以了完备，使其提出的均衡理论更具辩证法特色，科学性更强。他还用“芭蕾舞只准用脚尖落地，这是束缚，但也是一种艺术”等来形象地论述了这一问题。还用陆机的《猛虎行》中“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荫。恶木岂无枝，志士多苦心”一句提出了“如果内容完全不适宜形式上的均衡，完全不能采用均衡的形式，那么就放弃，这是很高明的选择”。[10] 原版《汉语修辞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重视以辩证法的观点来研究汉语修辞现象，而修订版的《汉语修辞学》对辩证法的运用则更加娴熟。[11]除了上文所述的第七章，如第三章中增补的“语言的同义手段和言语的同义手段”、“显性同义手段和潜性同义手段”，第四章中所增补的“语言的意义和言语的意义”、“语流义和语流异变”、“情景义和情景义变”、“模糊义和模糊义变”，第六章所增补的“插入语和反衔接”等都充分展示了作者重视用辩证法的观点观察与论述汉语修辞现象的自觉意识。 结语：辩证法在《汉语修辞学》中的价值 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辩证法是修辞学科学化的生命线”、“加强辩证法,这是中国修辞学进一步发展繁荣的一个关键”。有人评价说这种自觉运用辩证法的意识“不仅与其所建构的修辞学理论体系更显严密与科学，也强烈凸显了作者修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