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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夷之辨对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影响 沈利锋 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中国一直扮演着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民族文化的强国角色。倚仗着这个角色，我们创造了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其浩浩荡荡，自强不息的精神，给世界观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 纵观古今，中国人民从最早的部落聚居，到形成特色丰富的民族，再出现各民族融合，直至最终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我们完成了从原始到先进的演变。这个演变过程，贯穿了古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动脉，昭示着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回顾中国多民族融合的历程，可以分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汉族的形成阶段。春秋战国时期进行于中国中原地区，形成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 【第二阶段】 汉族与少数民族部分互融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出现对流，一部分汉族往周边去，周边少数民族往内地来。 【第三阶段】 汉族与少数民族大量互融阶段。宋、辽、金、元时期，进行于边疆地区，不仅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而且大量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 【第四阶段】 奠定中华民族基础的阶段。明清二代奠定了现在中国疆域和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基础。 分析中国多民族融合的宏伟景象，我们不难发现，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政治改革、文化交流、甚至是躲避战争都不同程度成为民族融合的目的。但寻求其主要原因，还是文化上的融合。中国文化里的“华夷之辨”，尽管只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意识，却无形中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秦时期的华夷之辨，主要是文化的区别，而不是血缘或种族的划分。孔子作《春秋》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春秋大法也”。其大意是中原地区的人如果进入了边远民族地区，采用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为了少数民族。这些民族地区的人到了中原，采用华夏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了华夏族。 华夏与夷狄的区别不在于血统，而在于文化。先秦时期的“华夷之辨”所要辩的，并非夷狄与诸夏在种族意义上和血统意义上的差别，而是二者在文明程度上的差别。所谓“华夷之辨”，是以较高水平的华夏文化改变较低水平的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采纳华夏文化变为华夏之人的现象较为普遍，如我国匈奴族从后汉至南北朝的汉化，鲜卑族在南北朝时期的汉化，契丹、女真在辽、金、元时的汉化等。华夏之人采用少数民族文化变为少数民族的现象在历史上也有不少事例，较为典型的如夏朝灭亡后，夏桀之子带着本族部分成员迁徙到漠北草原，与当地土著融合，成为漠北的统治者。后因夏王族人数少，逐渐融入匈奴，仅保留龙图腾崇拜的一些习俗。 这些不同民族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变族”现象很好的体现了“华夷之辨”影响民族融合的细节。追溯历史，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华民族的融合，经历的是一个从野蛮到文明的历程。而“华夷之辨”更深层次的本质，我觉得也是一种野蛮与文明的区分。下面我将就历史上的民族融合过程来分析。 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历经夏、商、周直至春秋战国。这个阶段，华夏民族的雏形——汉族，基本形成。西周所封诸侯区域，史称“中国”，或“诸夏”，意思相同。在当时人民的观念中，“诸夏”居中，四夷居边，故史称“内诸夏而外夷狄”。西周晚期，周边各族崛起，尤其是西北各族内迁，以至于两周之际与春秋时期，造成了各族交侵杂处的局面。《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称：“楚，有王者则后服，无王者则先叛，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反映了这一情况。在这些民族的交往中，聚居于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原诸夏自居有礼仪之采，而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其他民族为不知礼仪的“野人”、“禽兽”。因此，诸夏也称“诸华”或“华夏”。华夏之外的夷蛮戎狄合称“四夷”或“四裔”。可见，“华夏”与“四夷”的划分，一开始即是以文化为标准，而不是以种族或政权为标准。否则，楚、秦这些周朝分封大国就不会被划分为戎、蛮了。 中国的封建社会历经秦、西汉以后，东汉时部分北方少数民族出现内迁。时至北朝时期，鲜卑族兴起，后统一黄河流域，建立北魏，结束了十六国的分裂局面，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趋势。而在此时，居住在北方的少数民族在生产实践中逐渐改变了过去本民族的游牧生活习惯。当然汉族人民也向少数民族人民学到了很多东西，各族劳动人民在反对各民族统治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也进一步加强了联系，互相支持，促进了融合，到孝文帝继位后，由于改革的完成，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于是在孝文帝的领导下，落实实施了汉化政策，让少数民族同汉族人民混杂相处，通婚、改汉姓、说汉话、穿汉服，完成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同时也加速了北方封建化的进程。 用“华夷之辨”的思维来解释这段历史，原因就显而易见了。当汉政权强大并足以威震四夷之时，汉民族总是希望以中华礼仪文化去“教化”四夷“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或震或抚无不以四夷宾服为政治业绩。在这种强势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