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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更好的理解欧洲文明2015-09-18??《国家人文历史》文 | 刘小枫《古典传统希腊—罗马对西方文学的影响》序，吉尔伯特·海厄特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10月。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中，欧洲文明是一个统一、连贯的文明单位——其实，不仅我们中国人的印象如此，西方人自己的印象同样如此。显然，这种印象是由西方文明通史或西方文学通史或西方哲学通史一类史书塑造出来的，如本书作者（生前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海厄特在“导言”一开始所说，“就我们大部分的思想和精神活动而言，我们是罗马人的孙辈，是希腊人的重孙”。当然，我们也知道——西方人更清楚，历史上的古希腊人和罗马人与公元五世纪前后才移居西罗马帝国领地的欧洲人并非同一个“民族”。欧洲人向西移居西罗马帝国领地时，还是尚未开化的“蛮族”。用海厄特教授的话说，正是由于这个“蛮族”的入侵，“高贵而复杂”的古希腊—罗马文明“走向覆亡”，“被淤泥覆盖、掩埋，乃至忘却”。不过，海厄特又说，“当西方文明开始复兴和重塑自身的时候，它很大程度上依靠了重新发现被掩埋的希腊和罗马文化”。海厄特显然是出身为“蛮族”的欧洲人的后裔，而非古希腊人或罗马人的后裔，但“西方文明”这个概念使得他可以把欧洲人与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维系在一起。显然，本书的写作意图是要教育移居美洲新大陆的欧洲人后裔，希望他们牢牢记住：“我们的文字、工艺和思想中许多最好的东西脱胎于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创造。这没有什么可耻的。相反，无视和淡忘这点才是可耻的。”身为“蛮族”的欧洲人的开化始于公元 12世纪，成于“文艺复兴”时期。海厄特说：到了15至17世纪，西欧接受了古代希腊和罗马的艺术与理念，并迫不及待地吸收了它们……现代文明就此奠基。……在政治上，我们可以看到民主如何诞生，希腊人如何探究其核心的力量和缺陷，民主理念如何为罗马共和国所接受并在现代社会的民主宪法中复兴，以及我们关于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直接来自希腊和罗马的思想。的确，按照西方文化史教科书所下的定义：“文艺复兴”指复兴了异教（即古希腊罗马）的古代典籍，开启了回到基督教之前的古典视野——“人文主义者”的原初含义就是“古典主义者”。然而，这个在教科书中常见的定义恐怕有问题。没错，“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人文主义者把学习古希腊罗马经典视为教育的基础，他们确信，古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作家在语法技艺、修辞术、历史认知和道德哲学方面都是欧洲人的楷模。问题在于，并非所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文主义者都推崇古希腊罗马典籍。事实上，早在 14世纪末就出现了一种“全然改变的态度”，即不是复兴而是拒斥古希腊罗马文明遗产的态度，以至于首次出现了人文主义与古典的全然割裂。 一种新的政治感觉促使某些人文主义者拒斥古希腊罗马典籍中的历史认知和道德哲学，比如，出生于托斯卡纳的布拉乔利尼（PoggioBracciolini，1380—1459年）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布拉乔利尼早年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重镇佛罗伦萨完成学业，20岁出头进罗马教廷担任文书，随后成为教皇国的政治家，从政长达五十年。虽然是僧侣政治家，布拉乔利尼也是古典迷。30多岁时（1414至 1418年间），布拉乔利尼借参加康斯坦茨大公会议期间造访如今位于瑞士、德国和法国的一些隐修院，收罗了不少古罗马作家的作品抄本，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西塞罗的六篇演说辞和昆体良的《修辞术原理》全本，“据说他用了 32天时间以美丽的字迹全部抄完了这部著作”，史称自一个世纪前彼特拉克等人寻找并发现诸多古典抄本以来最重要的发现。 罗马城是古迹成堆的地方，布拉乔利尼在教廷任职期间经常探寻碑铭，50岁那年还写下了《罗马城遗迹考述》。然而，布拉乔利尼既是古典迷也是疑古者。他虽然热爱古书，却并不信任古代作家的见识。在他看来，当今的时代尽管可能很悲惨，仍然比古希腊罗马优越。这一看法并非由于他那个时代的佛罗伦萨人文主义天才们有了什么伟大的新发现，而是由于他感受到非常切近的来自西亚蛮族的威胁：布拉乔利尼的整个一生都在目睹土耳其人重新向西推进，并在去世前六年（1453年）得知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人对中欧和西欧的威胁，使得具有古典学养的布拉乔利尼非常敏感。希罗多德的《原史》所记叙的古老的希波战争绝非仅是远古的故事：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尤其帖木尔（Tamerlane或Taimur/ Timur，1336—1405年）的辉煌战绩，让布拉乔利尼想起当年的克瑟尔克瑟斯（Xerxes，旧译“薛西斯”）。在布拉乔利尼看来，就战事规模和指挥才能而言，帖木尔的战功超过了古希腊罗马的所有著名战役。他由此想到，古希腊罗马史家的见识未必就是万世宝鉴。如果当今时代有比古希腊人和罗马人伟大得多的行动，为什么要崇拜古人的功绩，为什么欧洲人应该看重古代作家的见识？难道欧洲人不应该讲述自己的故事，提炼自己的政治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