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红军建设的不朽丰碑.docVIP

　　党和红军建设的不朽丰碑 1929年12月28-29日，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史称“古田会议”。会议由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陈毅主持，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精神，认真总结了红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统一了认识，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红四军前敌委员会②，一致通过了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案由毛泽东起草，包括8个部分，涉及党内思想、组织、教育以及红军宣传、训练、惩罚等工作，阐释了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系统地回答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中国 1/vie 　　一、古田会议的历史背景 　　古田会议的召开和决议案的通过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实践渊源和理论基础。 　　（一）解决党内问题的必然要求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处于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在城市屡遭失败后，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中国工农红军在开创这一道路的过程中创建和发展，其兵员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为主体组织起来；据1929年5月的统计，红军约4000人，全军1324名党员中，工人311人，所占比例为23%，非工人比例为77%。③红军的来源和成分决定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必然会带到党内，妨碍党的路线方针的贯彻执行，不利于党内团结和革命前途的实现。因此，古田会议决议开篇就阐明了红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这是符合当时红军党内的实际情况的。 　　在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党和军队建设的关系问题也成为当时红四军党内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这一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一是红四军所部大部分从旧式军队脱胎而来，其带来了一些旧思想、旧习惯和旧制度；二是红四军大部分从失败中走出来，党的组织很薄弱，个人领导权欲庞大；三是受形式主义的影响，党内存在着党代替群众组织以及家长制等思想观点。尽管在红四军成立后，随着边界各县地方党部的建立、群众斗争的发展，党的领导逐渐增强，但是党内始终存在着对领导主体的争论，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发展，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加之刘安恭到来引起的党内纷争，引发了红四军“七大”前后的“朱毛之争”。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毛泽东主张由前委直接领导，认为分权主义同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不相容；朱德不同意以“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认为这会“使党脱离群众，使党孤立”，“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④。从表面上看，这是机构设置问题，实际上是关于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关系到党和军队建设的重大原则。 　　红四军“七大”总结了争论的原因和性质，批评了毛泽东和朱德，选举陈毅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陈毅在准备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前，曾邀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政，毛泽东坚辞不受，前委指定朱德为代理书记。9月下旬，红四军八大召开，由于前委不健全、准备不充分，会议无果而终。广大官兵开始意识到没有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一些决策就会失误，组织就会松懈；同时，周恩来与陈毅多次谈话，强调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并代表中央宣布仍由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随后，陈毅带回中央“九月来信”，并致信毛泽东，进行了自我检讨。 　　可见，如何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建设以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政党和新型人民军队，是红四军面临的重大课题，它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及战斗力与影响力；因此古田会议的召开是解决红四军党内长期矛盾的历史必然。 　　（二）中共中央对红四军建设的正确指导 　　对于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中共中央在六大前后就已有清醒的意识。1928年11月，为贯彻执行六大决议，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布《告全体同志书》，明确指出党内的极端民主化倾向、反对机会主义的认识上的错误、个人意气之争、雇佣革命观念等错误思想，要求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巩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发展党内政治的讨论，实现党员职业化，改进支部生活。1929年2月，中共中央在给福建省委的指示信中，强调了恢复党和群众的组织工作的重要性，指明红军要承担做群众工作的任务。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同年2月，周恩来为中央起草并发出《中共中央给毛泽东、朱德等的信――关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军事策略》（“二月来信”），要求分散红军，朱、毛离开红军。毛泽东代表前委给中央复信，认为中央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过于悲观。周恩来对此展开广泛深入的实际调查，从而认识到该指示的错误并进行了及时纠正，于同年4月为中央起草了36号通告（《目前党的组织弱点与组织上的中心任务》），严肃批评了党内存在的极端民主化、党内和平等错误观念。这些正确认识和实事求是的做法，为古田会议的召开提供了重要前提条件。 　　中共中央对红四军的发展一直十分关心，在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