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结合部失地农民社会融合的意愿分析.docVIP

　　城乡结合部失地农民社会融合的意愿分析 [摘要]城乡结合部失地农民是一个脱离农村、还未融入城市的特殊群体，他们从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社会直接进入到现代社会，亟需推进这一群体的社会融合。社会融合意愿是实现社会融合的内部条件之一，一方面是他们对身份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方式转变的意愿，另一方面是他们以转变了的身份积极参与当地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的意愿。由于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意愿普遍不高，尽管文化变迁短期内无法实现，仍然可以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征地补偿政策以及赋予失地农民同等的政治权利、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来积极提升他们的社会融合意愿。 中国 1/vie 　　[关键词]失地农民； 城乡结合部；社会融合意愿；身份转变 　　中图分类号：D668文献标识码：A：1008410X（2017 　　一、问题的提出 　　城乡结合部是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个过渡地带，失地农民便是随之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我国学界是自21世纪初以来开始关注和研究城乡结合部失地农民这个群体的，学者们对失地农民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主要关注失地农民的生活状况、市民化、失地农民城市化、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等。对于社会融合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移民①这一群体，研究城乡结合部失地农民社会融合的著述较为少见，从政治学角度研究这一问题的著述更是几乎没有。有些学者研究失地农民融入城市问题，融入城市和社会融合有着很大差别，社会融合是更高层次的追求，以社会融合为目标才能更好地推进失地农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 　　以往对“社会融合”这一概念都是从社会政策或社会学角度进行理解和阐释，本项研究从政治学高度重新界定“社会融合”②，认为最佳的社会融合就是在某一个区域内居住或工作的所有公民对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并通过积极参与达到这样一种状态：都能够有机会知道该区域的各种可以公开的信息，有权利参与该区域的各种可以参与的活动，平等享受该区域提供的各种公共服务，有偿或无偿地拥有本区域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这个区域可以是一个地区、一个省份、一个国家或者跨国家的一个区域，总之，是所研究或所关注的自成一个整体的区域，所有居住或工作在此区域内的公民通过自身努力和对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都可以获得体面的生活，反过来他们对该区域具有较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最佳的社会融合是以政治融合为基础，然后依次是社会融合、经济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制度融合是达到最佳社会融合的外部条件。简言之，城乡结合部失地农民最理想的社会融合状态就是对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并能够通过参与达到他们合理的生活状态。要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就需要一定是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共同起作用。城乡结合部失地农民社会融合的内部条件有两个，即失地农民有社会融合的愿望并具备社会融合的能力。本文仅探究城乡结合部失地农民社会融合的意愿，一个是城乡结合部失地农民对身份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方式转变的意愿，另一个是他们以转变了的身份积极参与当地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的意愿。 　　二、对身份转变及由此带来的生活方式转变的意愿 　　很多地方政府假定农民市民化是农民的愿望，但是城乡结合部的农民的反应并非如此。陈映芳等对上海城乡结合部的调研表明，过半农户对政府的安排有较强烈的不满[1]（P3435）。杜洪梅的研究表明，至少城郊农民“农转非”意愿不强[2]，甚至有人断言城市化浪潮遭遇了“郊区陷阱”[3]。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越是离城市中心近的城乡结合部不愿意转为市民的农民越多，越是离城市中心远的城乡结合部愿意转为市民的农民越多；即便如此，也总有那么多农民不愿转为市民。失地农民对转为市民身份存在不同的意愿。 　　关于意愿，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城乡结合部的失地农民是依据什么做出他们的意愿选择，即他们的意愿取决于什么因素。尽管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关于农民是否有理性的争论[4]（P2），从长期来看农民缺乏理性，但他们有基于生存的理性。古典经济学家斯密提出了“经济人理性”的假说。根据这一假说，人在一切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都是合乎理性的，即都是以利己为动机，只有那些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收益的人才符合经济理性。韦伯在这一假说基础上，又将“算计”作为衡量是否具有经济理性的尺度。古典经济学认为，农民也是会算计的。由于资源和财富有限，使农民不能不考虑如何使自己的损失最小化或收益最大化，以满足自己和整个家庭正常生活的需要。舒尔茨认为，“农民在他们的经济活动中一般是精明的、讲究实效的和善于盘算的”[5]（P13）。当然，这种理性是有限理性，受制度环境、思想观念等因素的制约。既然农民有基于生存的理性，那么城乡结合部失地农民对身份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方式转变的意愿就取决于他们对这一转变所面临的损失和收益的算计。 　　城乡结合部的农民与其他农村的农民不一样，他们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