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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综合商社对中小企业的帮助给中国的启示　　综合商社：日本的综合商社一度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企业。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商社系指贸易公司，而综合商社系指多元化的贸易公司。综合商社是日本特有的，以从事贸易批发为主，兼具多种经营，在产品、地区和功能方面均进行了充分多元化的跨国公司。一般而言，综合商社均具有流通、金融与情报三大职能。在流通领域，综合商社涉足贸易、销售、物流、保险、营销与广告；在金融领域，综合商社涉足贸易融资、贷款与第三方贷款、股权投资；在情报领域，综合商社的海外分支机构负责搜集各方面的相关咨询，而综合商社总部负责搜集、分析、统合全球范围内的信息。其一，综合商社的创建在时间上早于制造业的海外扩展。三井、三菱、铃木等综合商社在二战之前已有多家海外分支机构，从事国际贸易业务。伊藤忠、丸红、住友、日商岩井等综合商社其二，从1950年代开始，日本国内建立了“制造业负责生产、综合商社负责贸易”的分工体制。商社自己承担风险，从事买断或卖断业务，即从制造业企业手中以特定价位将产品买断，以自己为主体进行销售，从而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会；其三，综合商社的贸易模式有助于缓解国际贸易摩擦。由于综合商社具有建立国际化产品销售体系的实际能力，产品出口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由于目标市场非常分散，具体到每个国家的贸易摩擦程度自然会减轻；其四，综合商社根据不同地域的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建立了层次各异的市场结构，针对不同的市场结构开发出不同档次的产品，有利于占据各个细分市场。除进行进出口贸易外，综合商社还致力于国内贸易以及第三国贸易。作为企业之间交易的组织者，综合商社构筑了庞大的交易网络、信息网络与物流网络。根据日本学者小岛清的观点，综合商社的6大经营职能——贸易代理、生产参与、金融服务、仓储运输、信息咨询与科技开发——均是围绕“中介作用”这一本质特征合市场定位展开的。他进而认为，综合商社的实质是“在一定的时间和场所中起中介作用的类市场合作体系”，即综合商社作为一个开放的综合体，始终能够凭借集中与灵活权变的行为方式所发挥的多功能、综合有序的运作，将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供给与需求紧密联系起来。例如，综合商社之所以被称之为“影子银行”，是由于与商业银行相比，综合商社具有一流的情报信息网络，在大量的日常业务往来中更接近银行客户，也更加了解银行客户的经营状况与还款能力，因此银行往往会委托综合商社帮助放贷，以克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这既降低了银行的放贷成本，也控制了银行的贷款风险。　　、日本综合商社模式对现阶段中国的启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走上了一条出口导向的发展道路。依赖于对土地、劳动力、资金、环境与能源成本的控制、依赖于人民币对主要国际货币的汇率低估，“中国出口”得以持续在国际市场上保持价格优势。而正是由于显著的价格优势，中国的广大出口商一方面缺乏进行技术改造、产业升级的激励，另一方面满足于贴牌生产，忽略了对自身品牌的塑造，以及对自身营销、销售团队的建设。　　然而最近几年来，尤其是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出口商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内忧外患”。所谓内忧，是指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尤其是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张，中国政府日益发现，要继续将土地、劳动力、资金、环境与能源成本控制在低位，机会成本与福利损失越来越大，尤其是将会制约中国经济的未来可持续发展；汇率的持续低估使得贸易品部门相对于非贸易品部门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导致过多资源流入贸易品部门，造成制造业发展过度而服务业发展不足的产业结构失衡。为了纠正要素价格失衡和产业结构失衡，中国政府开始推动各种要素价格的自由化，以及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而这些改革无疑均提高了中国出口商的产品成本或产品价格。所谓外患，是指随着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下降，发达国家市场已经难以容纳汹涌而至的中国制造，针对中国出口商品的贸易摩擦越来越频繁，外国政府开始对人民币汇率政策施以日益沉重的压力。特别是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随着美欧日三大经济体集体陷入衰退，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显著减速，中国出口商面临着外部需求急剧萎缩的困境。　　在内外部冲击的夹攻之下，如果不进行积极调整，中国广大的低水平出口商无疑是死路一条。而中国政府目前大致面临两个选择：第一是继续人为维持中国出口商品的低价优势，在缩水的国际市场中努力占据更高的份额，而不管此举是否会在国际社会激起更多的负面反应。这包括推迟要素价格自由化改革甚至继续人为压低要素成本，加大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使得人民币对主要国际货币大幅贬值等。如上所述，这种做法不仅在国际市场上不得人心，对中国的国民福利、中国经济的平衡发展以及可持续增长也是弊大于利的；第二是下壮士断腕之决心，在市场环境不利的条件下加快结构性改革，尽快放开要素价格，让人民币汇率更多地由市场供求来决定，在外部压力的推动下以及政府政策的引导下，促使出口行